冬日的白天短，母亲有一家人的针线要做。我还没上学，整天在外面玩儿。踢毛毽儿，丢沙包，捉迷藏，打冰溜。玩到冷得不行，就跑回家。母亲总是坐在炕头做着针线活，她笑眯眯地问我“冷不”，然后摸摸我冰冷的小手，一边说着“也不怕冻”一边拉我上炕，把我的手放在她盘座的腿下。那是全屋子最暖和的地方，我冰冷的手很快受热复苏了，但糟糕的是复苏之后开始钻心的疼，我便张嘴大哭！母亲还是笑眯眯的，停下手中的针线，抹掉我的泪水，一边半安慰半嗔怪地说：“谁教你冷了不懂得回家？”然后她抱我坐在腿上，哄着我，给我唱《小白菜》。那《小白菜》我很快学会了。以后出去玩时我就自己唱起来，“小白菜呀，地里黄呀，三岁两岁没有娘呀……”村里的大人们听见了，很快传遍了全村，人们都知道我会唱《小白菜》。大人们见了我就蹲下来拉着我的手让我给唱个《小白菜》。我是不随便唱的，只有供销社的售货员给我糖吃或者赤脚医生给我药匣子药瓶子玩时我才唱。当然，那些慈爱的爷爷奶奶们例外。
冬天过去是春天，童年的春天没有给我留下多好的印象，总是风沙不断。而且干菜已经吃完，新菜还没影儿，母亲每天为做饭发愁。她想尽办法让我们可以有饭有菜，但我真切记得有时中午她也不得不煮土豆，甚至有一次不得不蒸半碗黑酱给我们下饭。我咽不下粗糙的玉米窝头，忍饿也不吃。母亲便在玉米窝头里加点糖精，然后小心翼翼地空搭在木柴火烬上烤，烤到焦黄酥脆变成一种特殊的点心，然后哄我充饥。但我还是每到春天就变得面黄肌瘦。
熬过了春天，院里的李树终于结果了，葡萄架下也缀满了一串串小葡萄。母亲种的西红柿的秧苗顺着立好的细木杆一天天往高爬，渐渐也结出果来。二哥和二姐在房檐下种了好几株爬山虎（牵牛花），把细线绳从椽头绑好拉下来固定在地上，那爬山虎顺着线绳一直攀到房顶。二姐还在井沿上种了两棵洋烟（罂粟），还有一些凤仙花、扫帚梅、巴拉拉。我家的院子一天天生机盎然起来。各种花陆续地开，姹紫嫣红。最鲜艳最饱满的是洋烟花，有小碗大，粉红粉红的，说不出的诱人。最壮观的是爬山虎，每到傍晚，从地下到房檐，三尺多宽的好几柱就盛开了，蓝色的、粉色的，偶尔还有黑红色的。我的家一下子成了另一个世界！
但我的注意力却还不在这些花上。我的眼睛成天盯着树上渐渐长成的李子，盯着架下的葡萄和藏在叶子中间的西红柿。二哥和二姐每日傍晚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出井水浇灌各种花和树。他们带我到葡萄架下观察藤的变化。那葡萄是吸水最快的，井水浇上三五桶，葡萄藤立马就水灵灵的，甚至水会渗出藤条形成露珠一样的水珠。
当然，葡萄也很快长大了。等它们有指肚那么大的时候，我就开始将我能够得着的揪下来吃了。虽然还酸还涩，但总强过玉米窝头。低处的葡萄被我残害得残缺不全，二哥和二姐每天拿我的暴行说笑开心……葡萄架下最美的故事是牛郎织女的七夕相会。二姐说，牛郎织女七月初七要鹊桥相会，相会了要说悄悄话，这悄悄话藏在葡萄架下可以在深夜听到。我于是在晚饭后搬个小板凳十分虔诚地坐在架下等待。但是等待的结果却是二日天明醒来，我好好地睡在炕头，二姐坐在小板凳上帮母亲拉风匣做饭。
“牛郎织女说悄悄话没？”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