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次，俞敏洪明白了，当风险突然来临时，没有人能预料得到。他本身就是一个保守的人，在非典之后，他建立了储备金项目，在发生不可抗力时，能够保证第一时间将费用结清。
随着新东方的发展，账上的储备金越来越多。一直到这次‘双减’事件发生的时候，储备金已经有了 200 多亿。这笔钱看上去是保守，但对很多家长、员工来说，很多时候就是保命钱，甚至是救命钱。
如果说结清费用是俞敏洪对于员工和家长的责任感，那捐赠桌椅就是他对社会的使命感。
这些课桌椅当时都是新东方为了参加培训的孩子们专门订做的，有的可以根据孩子的身高调节高度，有些做成了圆角，避免孩子磕到了头。
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每一套大概值六七百块钱。
近八万套 8 成新以上的课桌椅，折价大概在 5000 万，加上去往山里的运费，这个花销还要翻番。
一来一回一个亿的花费，对于捉襟见肘的他甚是不菲。
那时候，新东方的现金流也仅有十亿出头。 在这种情况下拿出一个亿去做一个对集团 0 经济回报率的事情，俞敏洪需要很大的勇气，毕竟还有一个几万人的 " 大家族 " 在他身后，不知前路何方。
但他还是选择做了，当一辆辆卡车载满桌椅开进山村校园的时候，孩子们自愿当起了搬运工，师傅将桌椅从车上搬下来，孩子们高高兴兴地将它们举过头顶，向教室走去。这些在很多人眼里不过是寻常的桌椅，对乡村孩子而言，是能够舒舒服服地坐着学习的有用工具，不怕摔不怕磕。
俞敏洪在公众号中写到：这种捐赠像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思考，不为了获利，也不一定为了长远，只是当下单纯的想，我还能再做些什么。
他说：因为我们淋过雨，也不能忘记给别人撑伞。
而这些桌椅，就是山村孩子们的伞。
一家教育界的巨头公司，把课桌椅送给山村孩子，又去推销农业产品。
俞敏洪是农村出身的孩子，他深知农民子弟的不易。
俞敏洪自小聪慧，干农活是一把好手，每次插秧比赛都是第一名。1976 年初中毕业的俞敏洪只有 14 岁，在当时的政策里，贫下中农的子女只有一人能上高中，他的母亲选择了姐姐，而让俞敏洪回家务农。
之后政策变了，俞敏洪上高中了，能高考了，报了江苏省常熟区地区师专，却又两度落榜。两次都是输在了英语，一次 33 分，一次 55 分。
痛苦过，绝望过，他以为这一辈子他都只能窝在这小小的一方农田里插秧、割草、撒粪。
后来的他面对这两次结果的时候感慨：实际上人的智商都是差不多的，关键在于两个差别，一个是面对失败重新去做的能力，一个是你的心理承受能力。
之后，他卯足了劲儿，付出了超乎常人的努力，疯狂看英文原著、背单词。终于在 1980 年，俞敏洪以英语 95 分的成绩考上了北大英文系。
他挑着老家的被子来报道，被其他同学称作 " 土鳖 "。普通话不好，英语水平也一塌糊涂，不善于打交道的他形成了自卑的情绪，在毕业的最后，他成为了班里最扎眼的人。毕业的时候全班 50 人，有 49 人都选择出国，只有他，因为家里没有钱，只能在北大留任，一周教 8 节课，月薪 120。
因为贫穷，他瞄准了最早一批自费出国的中国留学生，利用北大教师的身份，在校外开起了补习班。当时 3 个学生补课直接扔下 1000 块钱，这个费用，是他在北大一年的工资。
当然，收益总是和风险并存的。第二年，北大发现了俞敏洪在校外私自办学后，直接一份公文将他开除了。
在北大的 5 年是他人生最悲惨的 5 年，从学生到教师，再到被学校开除，他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直到 1995 年，创办新东方两年后招到了大批学生，他才走出了自卑的情绪。
而之后的新东方有多火想必大家都知道了，仅仅用了三年，新东方就统领了全国所有的国外考试市场，提到留学，提到托福，雅思，GRE，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新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