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老边关”的第一个家住了近40年，那是一个半地面半地下的地窨子，是他和她靠双手与一把铁镐刨出来的住所，现在回忆起来，那里艰苦得简直不能称之为家。直到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家”的概念才完全呈现了。
家庭中的母亲和妻子总是辛苦的，而在边塞上守护边卡远超一般母亲和妻子所要承担的苦、累、险和惊心动魄。她要为丈夫准备每天外出路途上随身带的干粮与水，更要为孩子们的吃喝拉撒忙碌不停，还要管理家前宅后的鸡场、牛羊和做好风雪突袭的防备……她已经记不得多少次紧搂着孩子，在寒冷的深夜，等待尚未回家的孩子他爸。
“爸爸怎么还不回来?是不是被狼吃掉了?”女儿总是有这样的担心，这并非孩童不着边际的幻想，而是可能真实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惨剧。无数个这样的夜晚，母女一起深深地担忧着，妻子甚至惶恐地想着：假如他回不来了，她跟孩子将来咋办呢?
有人问她，你咋挺过来的呀?
她回答说：“就这么过来的呀!想着孩子他爸，想着娃儿要长大，想到这块疆土上要有人看守着……”
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性，一个伟大得不能再伟大的母亲和妻子。
她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现在知道了她那个好听的名字——刘京好。
为什么起了这样一个好听的名字?
她笑了：“我想去北京，后来去成了，北京就是好呀!”
她的理解就是这样纯朴、自豪和幸福。
一个在苦水的浸泡中强大起来的女性，一个心里装着这片戈壁的女性，她经得起风雪与酷寒，并且有着不可磨灭的信仰和意志。
“男人咋想的，就是我跟着他的理由。男人咋干的，就是我前面的路。”刘京好大娘的牙齿已经全部掉了，她说不到60岁的时候就已经没了一半。“医生说这里的水碱重，不像我老家那里的山泉水清甜清甜的。”老人的牙口不好，发音不清，但记忆十分清晰，尤其是对家乡的一草一木。
“大娘，您到新疆后回过老家几次?”这是我好奇的事。
她点点头。又伸出3个手指说：“生第一、第二个娃时回去了，老头退休后又回了一回，再没回了。还有两回咋回的记不住了。”她自己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她沉浸在回忆中，面孔上呈现出一种温和的美。
“开始想，后来不想了，现在更不想了。”她的声音突然清朗起来，“我家在这儿，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家!”
可不是，她和他已经在这里度过了58年，这里的一草一木与她和他日夜相伴，感情笃深。
“你们屋里坐、屋里坐……外面风大得很。”老人一边将我们往屋里引，一边习惯一般地抬头看着家门口那面在空中猎猎飘扬的国旗。
“魏德友大爷前些日子在升旗时被风刮倒了，一条腿骨折，昨天刚从医院回家……”在进屋时，小郭跟我解释。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这个紧靠边境的家，泥砖垒起三间低矮窄小的屋子，除了进来的一个门，左右两间各一个窗户，屋里显得有些暗，如果不是吊着几只灯泡，那么屋内基本上是见不到光亮的。
小郭解释说：“这几年才通的电，过去根本不可能有电，我们部队上也仅靠自己的小柴油机发电，所以他们盖房时都没预留电灯的位置。”小郭所说的“他们”就是像魏德友夫妇这样的普通守边员。一个方圆几十里不见一户邻居的孤独小屋，几十年如一日地在此度过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
我环视了一下这个西域边疆“守边员”的家，心头顿时泛起无限感慨：在没有水、没有电，只有风暴与沙尘、大雪与烈日的日子里，这对山东来的夫妇是如何在此扎根安居、生儿育女、固守边陲的呀?
其实不用找答案，答案就在刘京好与正靠在床头的魏德友的脸上和身子骨上……
第一眼看到魏德友时，我就明白了这一家谁是顶天立地的脊梁：虽说是因为一条腿绑着夹板与纱布，身子只能坐在炕头，但82岁的老人依然一副山东彪形大汉的模样。上身只穿着一件背心，一双眼睛依然炯炯有神，就像鹰一般，他就是靠这双眼睛为我们亿万人守护着这段边防线。
坐着的魏德友，依然如座大山，尽管沉默少言，却有磐石一般的钢铁意志。在炕头上的他，手持一台不知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出产的收音机——在采访他之前我就知道他身边一直带着一台收音机，这是他除了马、马鞭、望远镜和水壶之外最不能离身的“五大件”之一。
马是他巡视边境线的交通工具，没有马就无法走遍他负责的“173号”界碑地段的边境线，那几十里路，靠人走是无法保证效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