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震甚至想在崇明买下2000多亩地，来存放自己和没顶旗下的艺术作品，并永久性地经营这一理想王国。尽管许多当代艺术家曾在20世纪后的市场繁荣中让个人财富坐上了直升机，但徐震并不在此列。
从上海市区赶往崇明没顶美术馆的话，无论开车还是乘坐公共交通，小半天的时间是要用掉的。徐震希望没顶美术馆能将这部分朝圣一般虔诚的欣赏者吸引过来，但“人不能多”。
既然这事非做不可，经营压力本身就拥有了弹性。就像立足于观念冲击的当代艺术，其作品价值显然也不能以成本为依据来衡量。否则，影像艺术能值多少钱，行为艺术又该如何定价？这些年来，徐震总是记不住自己作品的售价，他时不时地要跟Vigy再确认一下。
一方面常被外界冠以“最商业化的艺术家”名号，另一方面一大堆明知卖不掉的作品堆在仓库里——这种矛盾性似乎令徐震甘之如饴。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就是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1996年，徐震把自己秘密“策划”进了《让我们谈谈钱——首届国际传真艺术展》。徐震比1917年只交了5美元便将署名的小便器作品塞入独立艺术家展览的杜尚更为激进，他甚至没有得到传真艺术展的邀请，直接把一份仿造的传真偷偷塞进了展览里。
2005年，香格纳展出徐震的《8848-1.86》。在展前的小道消息中，徐震带着队友攀爬喜马拉雅山，并按徐震的身高1.86米把珠峰锯下一块运下山。在随后的社会新闻中，中国珠穆朗玛峰探险队员正式发表了对山峰高度的修正；将本来的8848米的高度去掉了4米。这无疑给徐震的展览形成了一个更有效的、扑朔迷离的注脚。
有段时间，徐震身体力行以“徐震-没顶公司出品”的方式为其作品署名，并顺势推出徐震®品牌，故意迎合市场上普遍存在的滥品牌化和快速消费现象，以此来讽刺艺术创作过程中的体制化桎梏。
放在当年，没顶公司MadeIn的模式，试图通过企业经营之道来生产市场所需的足量的当代艺术消费品，无疑是对传统艺术体制中创作模式、作者权和消费收藏系统的全面解构。公司里还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号：要把称之为作品的东西从当代艺术系统中解放出来。
但当今天的很多画廊主已将旗下艺术家的良好市场表现视为理所当然，徐震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式的创作行为，难免要被早已十分商业化的艺术市场所消解。就像周大为所观察，当年那些喊着徐震“过度商业化”的人，不但没有看懂他的作品，而且到了今天，可能比谁都更加商业化。
2018年涂鸦艺术家Banksy曾在画作刚逾百万英镑成交之际，于众目睽睽之下启动机关，将画作自行粉碎。而早在2012年，徐震就把没顶公司整个搬进了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的一层展区（包括研究与行政区、Art-Ba-Ba办公室、作品展示区、平面作品制作区、立体作品制作间等），为大家展示艺术家的日常工作过程。该过程即时转化为艺术作品，欣赏者同时见证着作品的生产与消逝间的流动。
在徐震所有这些唯恐天下不乱、试图浑水摸鱼的艺术创作所带来的后果中，最离谱的还不是来自媒体或评论界的失真解读，而是来自艺术爱好者的一厢情愿。
有位求职者曾给没顶递来简历和作品集，试图成为“徐震-没顶公司出品”的创意一分子。他很自信自己的提案能得到徐震的青睐，即使被认为并不适合没顶的办公室工作，也坚持要再试一试，成为徐震背后的影子艺术家。拗不过这位求职者，徐震顺水推舟地使了个坏，他叫那人一天之内提出100个方案，就算过关。
再离谱的谣言背后，总有着九分虚假、一分真实。在鲁明军看来，徐震那辈中国当代艺术家就是这么训练出来的：“那个时候有人也把他们叫‘点子艺术’什么的，其实也不是说没有道理。”蔡坚2020年参加的没顶魔法班，就曾要求学员们每周交50个方案。“这对没老板来说真的不是问题。”
孙启栋对这种一天50个方案的“徐震式神话”有着更辩证的看法：“点子”和真正的观念表面上看没有差别，但是当年很多人就停留在点子阶段，之后“泯然众人矣”；而徐震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观念艺术家，这中间所经历的艰苦思索、实践，直至最终的蜕变，往往是外人看不到的。
徐震中专毕业后，试图报考大学。但浙江美院拒绝给他发放大学准考证，说他“画得太差”。多年以后，中央美术学院的王郁洋邀请徐震担任实验艺术学院的客座教授，并担任研究生导师。没顶公司里的小伙伴都笑说，徐震接这个活儿，纯粹是为了给他老爸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