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稳增长又要清理隐性债务，今年地方经济压力有多大？
“稳增长”“稳投资”的要求下，基建投资成为重要抓手。图/IC
隐性债务清零之路
本刊记者/陈惟杉
发于2022.5.30总第1045期《中国新闻周刊》
5月18日，财政部通报八起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案例，涉及新增隐性债务、隐性债务化解不实等行为。类似案例由财政部通报并不多见，此前多由地方政府通报当地案例。八起案例涉及的新增隐性债务、化债不实等行为，并非新近发生，最早可追溯至2016年，这次通报被外界解读为重要信号。
“趋势性调整仍在进行，偏偏遇上坏天气”。有受访者这样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述当下财政政策面临的境地，在多个目标的撕扯下，求得平衡的难度正在增大。外界寄希望于财政政策发力稳增长，即应对“坏天气”之时，但今年也是地方政府化解隐性债务的重要时间节点。此前，市场曾有声音争论，是否应适度放松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监管，以刺激基建投资。
但是，无论是财政部通报八起案例，还是近期监管层的相关表述，都显示对隐性债务的监管不会放松。5月13日，银保监会发文鼓励银行业保险业支持城市建设和治理，但同时强调，严禁银行保险机构配合地方政府通过新增隐性债务上新项目、铺新摊子。“遏制增量，化解存量”是这一轮化债的思路。
这一轮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行动始于2018年，当年《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即“27号文”下发，与2014年43号文和2015年实施的新《预算法》一起，这份文件被赋予里程碑式意义，地方政府化债的“下半场”就此开启，定下5至10年全面消除隐性债务的目标，2022年恰好行至中途。
但在全力冲刺“稳增长”的背景下，如何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膨胀的冲动，是今年的一大考验。
债务置换成重要工具
2021年12月16日，在一场以“加强和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为主题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面对存量隐性债务规模的提问，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表示“总的来说是风险可控”。他再次强调中央不救助原则，“谁家的孩子谁抱”。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整体数据不明，但由于隐性债务的形成多与城投平台有关，后者有息负债余额常被用来估测前者规模。截至2021 年9 月末，城投平台存量有息债务余额49.30万亿元，当然其中并非全部为隐性债务，不过参考不同机构的测算结果，隐性债务规模在数十万亿元量级。
人们对隐性债务风险的认知已然成为共识。“评估居民、政府、企业三个部门的债务风险，会发现居民和政府表内债务问题不大，企业中城投平台资产负债表较为脆弱，偿债能力较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已成为主要的金融风险来源。”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严峻复杂，党中央明确要求有效管控重点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财政部上述公开通报非常明确点出了通报背后的“背景”。
2017年10月，贵州省兴义市龙达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根据兴义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与兴义市交通运输局、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协议，确认享有对兴义市交通运输局4.6亿元的应收账款债权，并于2018年2月以该债权为标的，向光大兴陇融资2.99亿元，用于应由财政预算安排的S105兴义至陇岸公路改扩建工程项目建设，造成新增隐性债务。
2016年11月，浙江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资金“往来”名义占用浙江湖州环太湖集团有限公司、湖州新城公用工程有限公司、湖州聚源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15.95亿元，并以“拨款”“补贴收入”等名义拨付给环太湖公司、湖州西塞山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用于开发区公益性项目建设，造成新增隐性债务。
被通报的8个典型案例中，全都涉及“新增隐性债务”，其中2例还涉及“化债不实”。
事实上，隐性债务“化解”早已提上日程，2021年10月以来，广东、上海、北京三省市先后试点全域无隐性债务，试点仅3个月后，广东于今年1月率先宣布“清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