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稳增长又要清理隐性债务，今年地方经济压力有多大？
乔宝云指出，“在中国的特殊体制里，大部分隐性负债终究没有被用于吃喝，并未像一些国家或地区用于社会福利支出，而是形成了资产，这是我们的优势，但这些资产究竟值多少钱？而且还要考虑资产价格能否承受经济下行的冲击，一些资产，如平台公司持有的土地、房产的价格可能会下跌。”他认为，一定要把债务与资产相联系，而非就债谈债。
可见，一些债务风险较高、财力较弱地区的公益性、准公益性项目对应的隐性债务化解最为艰难。
2019年，国开行曾希望参与镇江隐性债务置换，国开行原行长郑之杰在当年年底的一场论坛上透露，“镇江存在还款压力大、成本高的问题，镇江也想拉长期限、减少当期财政负担。我当时也参与谈过，但镇江报的方案未获财政部通过。”将之与山西交控集团的成功案例相比，郑之杰谈及两者区别时称，山西的项目通过公司化运作，整个项目具备有现金流，但镇江的项目是纯公益性的。这也是为何债务置换被给予期望的原因，一些公益性项目对应的隐性债务甚至难以通过市场化手段“以时间换空间”。
“其实地方政府想要成为试点的愿望十分强烈，因为隐性债务积累可能并非当下主政官员所为，相当于大家都是病人，都希望医生先看自己的病。”有长期调研地方债问题的学者告诉记者。
压缩财政支出偿债可能是地方政府更为现实的选择。2018年海口印发的《海口市2018-2019年政府性债务化解规划方案通知》在谈及如何调配财政资金时就曾提到，压缩经常性支出，统筹新增财力，每年将从因体制调整形成的新增财力的50％部分用于偿债。温来成表示，“以时间换空间”后，地方政府会对未来每年还本付息规模进行测算，如果遇到还本付息压力较大的年份，可能就需要压缩政府其他支出。
隐性债务膨胀冲动如何避免？
地方债务与城投平台债务往往是一体两面。温来成认为，隐性债务增量主要表现为城投平台债务，包括债券、银行贷款等。其他形式，如不规范PPP，经2017年年底开始的对PPP项目清理整顿，此后基本将其有效管控。
2021年不仅启动全域无隐性债务试点，城投发债、融资政策也趋向收紧。开始按照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级划分，限制债务风险高的地区城投发债。
城投圈各种“坏消息”纷纷扰扰。有媒体统计，今年以来至少有40余位城投高管被调查，涉及江苏、贵州、湖南、浙江、四川等省份的融资平台。如，杭州市纪委监委5月14日披露，杭州市地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邵剑明主动投案，接受纪律审查。常州市纪委监委5月7日披露，常州钟楼新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赵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打击城投领域腐败，是今年不少地方纪检委的重点工作之一。湖南省纪委监委的一份通报总结称，投融资平台公司作为主要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的经济实体，是资金、土地、股权等公共资源相对集中的“富集区”，也是违规融资担保、违规借款、违规举债投资等问题的“高发区”。
此外，包括江苏在内的国内一些地区，也开始追查城投与融资中介不合规的费用等问题，掀起了融资中介追缴风暴。
2021年5月，城投净融资额一度为负数。“2021年关于城投债的审核、备案，窗口指导不断，有高债务风险地区的城投债因为成本问题没有发出来”。有常年关注城投债市场的券商资管部门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些城投平台甚至转向去年底被密集清理整顿的各地金交所融资，融资成本甚至高达10％以上。
监管收紧直接引发了外界对于城投债风险的担忧。“截至目前，城投平台公开市场债券尚无一单违约，但是非标债务已经陆续出现违约。”温来成说。
而在前述券商资管人士看来，兰州、潍坊等地的城投在去年的表现都颇为惊险。如2021年年底兰州市两家政府融资平台兰州城投和兰州建投的评级展望被调整为负面，两家平台合计刚性债务已超过1500亿。而贵州反而相对安全，因为有茅台存在，“考察城投风险，也不能仅看所在区域债务风险情况，还是要综合考察当地政府的偿债能力，毕竟信仰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