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稳增长又要清理隐性债务，今年地方经济压力有多大？
除去道德风险，以债务置换化解隐性债务也受到现实因素掣肘。
前述长期关注地方债的学者认为，地方政府上报隐性债务的数据一定带有目的性，如果可以置换就多报一些，否则就可能隐瞒部分债务。
“而且这一轮隐性债务相比于上一轮置换的一批形式更为复杂，被包装成PPP项目、政府采购等，以担保、承诺的形式与政府发生关联，但实际承担负债的主体可能是实施项目的平台公司，如果将这部分隐性债务置换为显性债务，等于负债主体改变，债务对应的资产也需要流转，可能就需要有资产管理公司接管，而且所需规模不小。”乔宝云说。
尽管面临道德风险等因素，但多位受访者都认为，另一场债务置换或不可避免。
“如果地方严格遵守2018年后不再新增隐性债务的要求，通过置换将时间周期拉长，相当于以时间换空间，后续再针对存量隐性债务设计化债方案”。长期关注地方债的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钟辉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而有长期调研地方债问题的学者告诉记者，作为置换隐性债务的前提，此前参与试点的建制县按照时间节点设置了化债方案，但受疫情影响，执行可能受到影响。
化债选项有多少？
“以时间换空间”的手段不止债务置换一种。在财政部《地方全口径债务清查统计填报说明》中提到的6种主要存量债务化解方式中，并无债务置换，而是包括：安排年度预算资金、超收收入、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等偿还；出让政府股权以及经营性国有资产权益偿还；利用项目结转、经营性收入偿还；合规转化为企业经营性债务；借新还旧、展期等方式偿还；采用破产重整或清算方式化解。
其中，“借新还旧、展期”更多指向与银行进行的债务重组。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就曾撰文建议，要以透明有序的方式实现大规模债务置换与债务重组。
典型案例便是在2017年，山西将政府还贷高速公路、路桥企业等资产整合为山西交控集团，作为山西高速公路债务主体，与国开行牵头的银团达成2607亿元的债务重组，每年减少利息支出30亿元。
无论是以“借新还旧、展期”，还是债务置换达成的“以时间换空间”目的都是避免债务风险爆发。
“将一部分隐性债务显性化，虽并未减少债务本金存量，但能拉长债务周期、压降融资成本。”温来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上一轮债务置换也起到类似作用。乔宝云告诉记者，“通过置换将当时一些超过10％的债务利率压降至3％左右，节约了大量财政资金。”
但是要达到全面消除隐性债务的“终极目标”，依然要靠政府投入真金白银。
“清零试点地区财政状况相对较好、隐性债务规模相对较小，不同于此前两轮建制县区隐性债务风险化解试点选择风险较高的地区，重在化解风险，两者目标并不一致。”温来成告诉记者，目前广东、上海、北京等财政状况较好的省份化债经验更多是具有示范意义，但是化解隐性债务不可能不同地区遵循相同方法“齐步走”。
“一些高风险地区确实缺少能力化解隐性债务，因为化解需要新的资金注入，如同个人按揭贷款需要用每月收入偿还。”张斌认为，有一些地区可以以时间换空间，但一些地区的经济体量注定会收缩，五年、十年后的财力只会比当下更为紧张，因此时间可能换不来空间。
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新的资金”来自经济发展带来的财政收入增长，或债务对应资产变现。但在张斌看来，一些隐性债务对应的资产难以带来这两种效应。
他做出如此判断基于地方政府举债投资的项目发生变化，从曾经尚有收益的“铁公基”，转变为如今一半以上是城市的公共设施，如城市绿化、地下管网等，产生收益有限，但是借贷成本并不低。“因为基建项目变化，使得不同地区化解隐性债务风险的能力分化，基建项目最终服务于人和产业，因此在北京、上海、广东这样人口、产业流入地，化解隐性债务压力较小，相反一些人口、产业流出地压力就变得较大，因为这些项目无法带来直接收益，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也较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