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说是他们不去想。
并且迷恋这种“不去想”的冲动和蛮横。
回到莫言的文学观，他是不允许赞美吗？
这完全是张冠李戴。
莫言说的是，文学不能成为“唱赞歌的工具”，不能唱为了掩饰丑陋的虚假的赞歌。
如果一个作家不讲真话，那么这就势必要讲假话。讲假话的作家，不但对社会无益，对老百姓无益，也会大大影响文学的品格。
因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肯定是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在里面。它应该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地反映下层人民的生活面貌。如果有谁想用文学来粉饰现实，用作品来赞美社会，我觉得这个作品是很值得怀疑的。
莫言的童年，生活在一个说真话可能会引祸上身的年代。
从小莫言的嘴，没少因为说错（真）话而惹麻烦。
父亲怕出事，只好威胁他：“你要是再乱说话，就像捆布鞋一样，把你的嘴给捆上。”
后来莫言选择的笔名，就是由此而来。
而一旦进入文学的领地，似乎就是对匮乏后的报复性补偿一般，莫言钟情于那些个性化的，超越集体规制的表达。
因为听过了太多赞歌。
在另一套话语中，才终于找到了欲望、人性、情感的一片喘息的空间。
这样的感觉，在刚刚走进八十年代的那群人里，尤为强烈。
贾樟柯的《站台》。
在高声喇叭里，唱的是千篇一律的慰问演出。
但在独自无人的时候，偷偷播放一首《是否》，才能泪流满面地起舞。
那么，回到莫言的作品。
他真的故意抹黑，幼稚偏激，对中国人没有丝毫赞美？
Sir就说一部《红高粱》。
当年描写穷的乡村小说比比皆是。
为什么张艺谋独独选中这一部？
原因很简单，它说的是人穷，生命力不穷。
《红高粱》描述了三、四十年代中国农村淳朴、粗犷的民间生活，对人的生命力和精神自由进行赞颂，呈现出一个自由张扬的民间世界，与以往农村乡土小说有很大不同。
这是一部既中国，又世界的电影。
高粱地、颠轿、酿酒、民谣……这是西方人见所未见的世界。
电影中最鲜艳的一抹红。
是挣脱包办婚姻，渴望自由的绣花鞋。
是在高粱地野合，释放欲望的红棉袄。
以及。
“我爷爷”打倒日军的汽车，飞蛾扑火般的悲壮。
是这么一首荡气回肠，超越了种族、身份、国籍的人性讴歌。
才让《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上赢得满堂喝彩，拿下第一个金熊奖。
那年，代表中国参赛的作品原本不是它。
为什么火急火燎，最后还是选择它？
因为在当局看来，《红高粱》打碎的是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
《红高粱》在讲述历史的场景和故事，但它更是借助历史的膂力来推动时代摧枯拉朽，骄傲地表达着一种向前看的勇敢的历史观。电影的无畏探索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一脉相承，和中国形象日益走向世界相一致，中国电影的斑斓色彩开始成为世界电影的新景观。
所谓新景观，正是意味着中国电影，终于可以不是“唱赞歌的工具”。
今天，当网友费尽心思挖坟，断章取义地质疑莫言不赞美、不歌颂。
甚至推演到不爱国。
认为莫言不唱赞歌的人。
真的在乎文学和电影吗？
他们要的不是赞歌。
而是对美好、升腾、真实的文学力量，乃至对于文化与文明的仇视。
因为他们知道，在那个更高地方，恐怕难有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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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网友大规模清算莫言只暴露黑暗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