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点》：在应对房地产泡沫方面，日本是否有前车之鉴？
辜朝明：那时房价高涨、出现泡沫。日本政府试图通过增加房地产开发的难度来抑制价格上涨，对拿地、建楼提出这样那样的规定，导致后来没有太多可建的房子。但人们都希望住进更好的地方。需求增加、供给受限，地方房价反倒越来越高。韩国前几年也发生了类似事情。
日本地产调控政策的可悲结果是，看似大量资金被用来盖房子，但因为房价太高，实际居住面积原地踏步。泡沫破灭，房价从 1500 万日元跌到 500 万甚至 300 万，业主、房企、银行受损，人们更穷了，住的地方也没有变大。
如果要我给政策建议，我会允许开发商建更多房子，直到达到某个供需临界点——这取决于人口什么时候达到峰值。
一开始房价可能会过高，但没关系，等人口到了临界点，供大于求，市场力量会驱动房产价格下降。部分业主资产可能缩水，一些开发商甚至银行也会受到影响，但当时建好的房子不会消失。也许五年、十年后，更多中国普通人终于有机会买入合适的房子，拥有更好的居住体验。
《晚点》：房地产有非常强的金融属性，任由其泡沫破裂会不会影响金融稳定？
辜朝明：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金融稳定，一个社会福利。我认为应该分开看。
关于金融稳定，银行投资房地产或者涉房贷款都可能遇到风险。银行不应该过度杠杆化，监管政策或许应该循序渐进，否则一旦全行业同时调整，情况可能会极快恶化。
美国金融市场监管常引入法律领域的 “祖父法则”，即立法变化以后，旧法适用于既成事实，新法适用于未来情形。这也是地产调控需要的。否则一些开发商按照旧规则盖楼盖到一半时，适用更严格的新规，可能会产生很多麻烦。
至于社会福利，是能否在泡沫破裂后，有充足的住房供给满足那些有能力和意愿买房的人。你仔细想想，这两种情形其实不冲突。
《晚点》：经济学家普遍相信市场调控，为什么全球那么多国家都重复政策干预？
辜朝明：我想这是官僚们的本能，看到物价上涨就想控制。实际上适得其反，最终将价格推得更高。
如果日本政府 1980 年允许开发商建更多房子，即使开发商随着泡沫破灭而破产，人们的财富贬值，但他们住的会更好、生活地更好。我想这是唯一的、也是我们真正期盼的事情。就这么简单。
要经过一代人，才能走出对衰败的恐惧
《晚点》：人们用 “低欲望社会” 来描述在经济衰退中成长起来的日本年轻人的心态。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辜朝明：我同意。在经济泡沫及更早时期，日本人梦想着可以击败所有人。现在没人会这么说。
我 1984 年回到日本时，日本企业几乎在各个领域都击败了美国企业，汽车、家电、汽车、芯片等等，日本人说 “我们再也不能从该死的美国人身上学到什么了”。日本站在世界之巅。
泡沫破灭后，日本人停下来说 “天哪，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向外界学习”。1990 年代初期和末期的日本人过度自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泡沫破裂反倒是件好事。日本人变得更加开明，愿意听取国外的建议。
图：日本上层人士热衷打高尔夫球。1989 年，三菱在日限量销售的价值 1 亿日元的高尔夫球三件套，数日内售罄。
《晚点》：经历衰退之后，人们能从 “尽力避免风险” 的消极心态中恢复吗？
辜朝明：能。但恐怕需要很长时间。也许是一代人的时间。
我 1954 年出生在日本。当时日本并不富裕，某种程度上我也受环境影响，至今会确保自己存足够多的钱，以防万一。
美国大萧条在 1929 年经济泡沫触顶、破灭，所有人忙于修复资产负债表。美国人用了整整 30 年，才让利率恢复到 1929 年的水平。日本经济衰退到现在差不多也有 30 年了，利率非常低，人们仍不敢借钱。
但如果换个角度，美国人赶上了一个独特的机会。1941 年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生产数以万计的飞机、坦克、军舰投入二战，这实际上成为一种政府的财政刺激措施，迅速修复了资产负债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