娶日本太太，击败全球上百人当国外科研所长，这个中国学者到底有多强？
博士后是从内罗毕的某个房间里线上ZOOM过来的，只看得见半张脸和身后涂成姜黄色的墙，窗户开在接近屋顶的上方，玻璃裂痕被不规则地粘黏起来。墙面有些脏，挂着根说不出用途的电线。而项飙待的会议室，窗户是圆的，花园里的葱翠被框进来，像一张画。项飙和他的对话，除了讨论操作方法，也是要把common worries这个理念慢慢熏进对方的研究意识里。教室墙上挂的多数照片，却还在解说我们对人类学的传统理解：原住民的手工陶器碎片，头戴黑色木雕面具的舞蹈仪式。这图景跟项飙心里的宏伟规划相差十万八千里。哪个更魔幻？
与在肯尼亚做田野调查的德国博士后通话
之前，我们坐在院子里，计算完他在马普所剩下的工作年头，又晒了会儿太阳。午间的阳光依然温和，一点也不热。项飙说，他从牛津到马普，不是来做几个项目的。他的使命，是来变革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21世纪的社科研究一定要是对话式的，那种话语操作式的理论生产，跟百姓的感受对不上号。在今天，学问做得好，一定要寻找一种效果，你可能给不了具体答案，但要对人们寻找答案提供帮助。没有问题就没有研究，他把common worries——“共同的焦虑/苦闷/烦恼”这个问题带来了，作为研究变革的出发点和归宿。
他说，今天世界上最有无力感的就是年轻人，他们需要方向。搞研究，就是要针对年轻人的焦虑感这类常识性的问题，做出新的解释，让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形成新的理解。他自己一直关注的，是日常生活里的意义形成以及和基本物质生活之间的关系。他深知，生活中的所有面向都是搅合在一起的，经验当中的很多问题都是模糊的，这种模糊又是真实的，比如焦虑。焦虑又是很综合的，一个焦虑不可能仅仅来源于对一个教育政策的反应，教育问题、就业问题、婚恋问题、房价问题、父母养老问题、朋友之间的诚信、交通出行问题。放在一起才会形成焦虑。在研究上，这是很难处理的，因为它是一团，但生活就是一团，这就是今天的研究要重点突破的，怎样形成一种思维方式，把一团清晰化，怎样抓住一团里的关键东西，跳出那个19世纪的社会、政治、经济——把生活切块的思维方式。从人今天的感受出发，从交流效果和改进效果出发，从这个过程设计研究的问题，这就是项飙给自己立下的使命。
要做好这件事，17年的时间非常紧张，他说。
马普给你的压力大吗？我问。
项飙嘿嘿一笑，牛津和马普倒是心态一致，他们都做“蓝天实验”。这是什么意思？
蓝天啊，就是既可以掉馅饼下来，也可以掉鸟粪下来，项飙说。你看，马普想通了，给你不到二十年的时间，资源全给配足，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我现在想做的事，完全可以失败，也就是最后成一堆鸟粪，但是，实验可以失败，目的却是要成立的，要在学术上行得通。
把自己当方法，把痛点当方法，把对话当方法，让人类学的研究映照到每个人的心头疑惑，是这个意思吗？我不敢肯定自己搞懂了他。
他笑了，环顾了一下绿葱葱的院落，说，你看我来的这个地方，不以成败论英雄，以雄心论。
2022年6月29日写于汉堡。文中图片均来自于王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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