娶日本太太，击败全球上百人当国外科研所长，这个中国学者到底有多强？
项飙忙碌的时候，我就去敲了赛姆的门。他长得人高马大，看样子快40岁了，一开口就面带笑容。他说，他从读本科起就往伊斯坦布尔跑，找市场上的黄金商贩做实地调查，那时他还有西方人的优越感，商贩们把他看得高高在上。接下来，他每隔几年去一次，每次都矮一截，现在都快矮到地上了。他笑得前仰后合，我喜欢这个拿自己开玩笑的人。玩笑里当然有点苦味，那就是商贩们这些年发迹了，而学术工作在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换所长对你的研究有影响吗？我问。
嗯，这两位所长的确很不一样。赛姆脸上认真起来。
项飙给我介绍过，老所长最初是研究冷战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财产关系和财产私有化，他招的博士生和博士后都是分工协同做这个大课题。赛姆说，老所长在任时，他的研究被定位在欧亚之间的衔接角度上，飙来了以后，重新定位到地域本身，即伊斯坦布尔商贩和当地社会结构的关系，研究的切入视角变了，而且要注入common worries这个点，他还得费心思琢磨。
我问他怎么看两位所长的不同风格。赛姆这时显示出很强的分析能力，几乎没有思考就脱口而出：在研究风格上，老所长是学术型的，飙是智识型的。在管理方法上，老院长强势，引领团队下派任务，飙则是合作讨论实验型的。老所长目标明确，他指哪儿所有人就打哪儿，飙是开放的，你待在你的地盘儿上就好，他会走过来找你。
赛姆又说，飙的实验性还表现在，他要求大家多涉足公共领域，去社交媒体露面发声，这很好，可问题是要花掉很多时间精力，但对在学术界晋升和求职是没用的，学术界还是只认发表论文和出版专著。
看来，中外学术界都有同样的苦衷。项飙为什么就那么顺利？
《把自己作为方法》的讨论里，有一派讥讽项飙的声音：你是天生的幸运儿，大学保送北大，博士保送牛津，在英伦宽松的学术氛围里想怎么做研究就怎么做，你当然可以把自己作为方法。可我们今天充满苦闷，看不到出路，你让我们怎么跟你学？我们凭什么把自己当作方法？
连项飙本人都承认自己太顺。他说他一辈子没求过职，就连马普所所长这个职位，也不是他去主动争取的。2019年年初，他收到马普学会邀请，来德国出席“人类学的未来”会议。邀请函上只微妙地提了一句，现任社会人类学所的两位创始所长即将退休，马普将利用这个会议物色新的所长。项飙后来听说，马普学会通过全球网络制定了一份160名人类学学者的长名单，从中选了八人来德国开会，他是其中之一。等他第二次受邀去慕尼黑开会时，之前的八人还剩四位。
转眼到了2019年年底，马普学会的一位副主席沃尔夫冈来牛津开会，提出想拜访项飙全家。Mika那时正好从日本过来，在牛津休科研假。项飙拿出他一贯的“一个菜主义”， 烤了条大个头的葱油海鲈鱼待客。跟我到项飙家做客一样，沃尔夫冈也跟他全家聊了天。
2020年年初，他们双方终于谈好了。项飙说，沃尔夫冈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没有让项飙做一个人生的重大决定，而是让这个决定慢慢来到他的脑子里。“我在余生能做什么，这个问题变得重要起来。”沃尔夫冈告诉他，哈勒的社会人类学所需要一个崭新的发展方向，要面向未来。他还主动建议，项飙若能来，应该把家安在柏林，那里有优质的国际学校，柏林的马普所可以安排Mika的工作岗位，而项飙反正要经常去哈勒上班，他们家习惯多年的“流动”仍可以部分地继续。
决定跟牛津分手，来德国哈勒掌舵，项飙还是犹豫了一阵。毕竟有人说过，教授们离开牛津的概率，就像爱丁堡会发生地震一样罕见。牛津是绝对的个人主义世界，以独为荣，以狂为傲，项飙在那里过得如鱼得水。Mika会批评他有时不注意对方的感受，比如，他出去开会，回家后嘀咕，这人为什么非要穿西装，为什么要准备PPT。Mika就敲打他：你要小心了，因为你在牛津工作，这是你的奢侈，你可以不必那样做，你有一种特权，不要在享受自己特权的时候还不经意地卖弄。这次决定转向德国，又是Mika说了一句重要的话：去德国是一条出路，跳出那个苦闷的局面吧。
跟大多数人的苦闷相比，项飙的苦闷也许不值一提，但恰恰是这个苦闷把他从牛津拔出来，移栽到了马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