娶日本太太，击败全球上百人当国外科研所长，这个中国学者到底有多强？
项飙与马克斯·普朗克的雕像
他说过一句话，做学问要有一个问题在胸膛燃烧。这把火在他做浙江村的时候熊熊燃烧，做《全球猎身》时也在。完成博士论文后，他进入到常规化的学术生产中，这团火离开了他。他说，每个人都有火苗，燃烧起来都不难，烧不起来是因为，原来能烧起来的那个力量被消磨掉了。发生在他身上的情形是，过来人告诉他，你一定要做明确具体的题目，第一容易发表，第二让人记住你是做什么的，“我就压着自己，尽量做小题目，其实是违背我本性的。”这给项飙带来过意义危机。同时他也质疑自己，是否因为自己理论储备不足而反感理论生产呢？他告诫自己要夹着尾巴做人，告诫了很多年。
在《把自己作为方法》这本书里，项飙交代了自己的学术局限性，就是他的理论储备不足，他既没有海量也没有系统地阅读过哲学历史各学科里的名著，那些对人类社会和思想产生过重大效果的理论，他无法还原它们诞生时的图景细节。我不懂他为什么要还原这些细节，可他的表态说服了我。当年在北大，别的同学泡图书馆的时候，他倒六趟公交车去浙江村做调查。初到牛津，他因为英文差，可能也无法博览群书。他说那段日子非常黑暗，在牛津的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感觉他要放弃的时候，他跑到印度和澳大利亚做猎身研究，才找回自我感觉。
他的导师Frank Pieke也是他没有彻底崩溃的一个支撑。此人把他从北大举荐到牛津，把系里唯一的奖学金名额争取给他。项飙在牛津惨混的时候，对导师很内疚，不仅辜负了导师的期望，可能还搞砸了导师的声誉。导师眼看着他做不下去，也没做任何置评，否则他就更压抑了。
在牛津使用多年的台灯后来被项飙带到马普所
项飙是一个怪人，学术能力超强，理论储备偏弱，但凡到中规中矩的环境里，他很可能就及时出局了。他的幸运，是遇到了容忍他能力不均衡的人，来到了允许他自成落差的地方。
那团火离开他之后，他有一个东北移民的项目怎么都做不下去。我在他的书里和访谈里都读到过他的“坦白交代”。“来德国前，这个项目终于收尾了吧？”我突然想起来问他。他苦笑一声，说，没有。
我们正在马普所的院子里小坐，我第一次在他的脸上看到了焦虑。他说，这是我的痛点。你知道徐冰吧？我点点头。徐冰说过艺术家要学会把垃圾转换成营养。项飙说，东北移民的项目于我的意义就是这样，一直痛，就把它搁置在那儿，成为被咀嚼的对象，垃圾就成营养了。
他又补充了一句，所谓把自己作为方法，来源是挫折，一旦意识到自己的挫折，把自己过去的经历变成现在的营养，就无需去跟随他人的道路，或把别人当成榜样。那么，如果读者的反应是没法学他，那就正好跟他提的方法倒了过来。“我不是他们的道路或榜样，”他说，“以成败来论人生是不对的。但我在想，今天全世界的年轻人，挫败感无力感都那么强，以至他们不能把自己的经验转化成力量，这里的突破口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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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项飙告别前，我在马普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旁听他辅导博士后。他目前有五个博士后和两名研究者，做的题目五花八门，第一个做尼泊尔的土地买卖和家庭关系；第二个做尼日利亚人到义乌经商造成的生活高度不确定性；第三个就是他正在辅导的这位，研究肯尼亚受过一些教育的男性公民的移民经历，相当于国内城中村的境况；第四人做拉美的税收和土地问题，第五人研究中国人在老挝的投资项目和电子商务；第六人是赛姆，研究土耳其的黄金交易商；最后一位意外地跟时政发生了紧密关系，研究乌克兰社会冲突及语言。
旁听项飙辅导博士后
全是当下的现实发生。项飙还在公开招聘，寻找做不同选题的博士后加入他的团队。大家的研究课题从地域到内容，越多元越好，他只有一个简单的要求：请把common worries放进每个人的问题意识里。在如此多元问题下产生的共同性，只能来自同一种思想风格和问题意识，那就是对common worries的界定。项飙说，这项工作很难做，留给他的时间很少，但他就是为这个使命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