娶日本太太，击败全球上百人当国外科研所长，这个中国学者到底有多强？
坐火车去哈勒
项飙说我太不了解他了，我还没见到他也有紧张局促尴尬的一面。“是不是中国语境对我影响不大，我的这条线是放在思考型的讨论还是日常性的聊天，”他说。当他面对跟学术无关的日常生活，哪怕是回到温州老家跟亲戚闲谈，他都会比较紧张。泡泡之外的世界，好像只是个“亚世界”，差不多就行。只有在“泡泡”里，他才是自由自在活蹦乱跳的。
马普所的秘书们对这些他们称为“科学家”的“泡泡人”摸得透透的。我和项飙进到研究所后，先是发现所有人都管所长叫飙，既尊敬又亲近。两位女秘书立刻出现了，和项飙年龄相仿，一位主要负责所长事务，兼管所里的行政，另一位主要负责所里的行政，兼管所长事务。我和她们单独聊了一阵。二人都是元老级的员工，从一建所就先后入职，协助创始所长二十年之久。现在项飙来了，她们须做哪些调整？
“我们已经算好了，我们二人将跟飙一起干到退休。”其中一位说，语气坚定，听起来颇有宿命感。另一位说，“他一来，就问我们想改变什么，我们想换办公室，他就让人重新装修办公空间。”
项飙的办公室坐落在一栋经典老别墅里，老所长在波兰匈牙利做田野调查时，买下了深色古典硬木家具，跟别墅在风格上很般配，只是坐久了人就腰酸背痛。老所长是老派的领导，秘书被安排在他的办公室前厅，这个前厅正对着楼梯口，终日没有自然光，还灌风，两位秘书既是保护神又是挡箭牌，护着坐在后面宽敞明亮的大办公室里的所长。
老别墅楼梯古色古香
我来参观的时候，装修工程已进入尾声，新家具是纯白的简洁风，苔藓绿的会议椅很舒适，每位秘书都得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不大，但都有窗户。项飙从牛津带来自己用了多年的台灯。他说，要把牛津的的好风尚带到哈勒来，办公家居化，工作朋友化。
“他不会德语，他连自己的工作合同都懒得读完，觉得无意义，他也搞不清德国的法定带薪休假有多少天。”我想试探一下秘书的口风。
“这都正常。这里的工作语言是英语，其他科学家也不读合同就签字，也不在意休假的天数，因为他们反正总在工作。”秘书说。
“他的着装也很随意。”
“你以为他的前任就不随意？做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都不注重穿着。只有法律人类学那边的人才西装革履，像从律师事务所出来的。”
“他是中国人，来当德国研究所所长，你们觉得陌生吗？”
“他待人处事挺欧化的，但有一点像中国人：只喝茶。”
项飙刚在走廊的厨房里给我和他自己各煮了一杯咖啡，我说。
一位秘书吐了吐舌头，“我们之间还不够了解。他太忙了，日程排得密不透风，没多少时间跟我们打交道。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也可能因为他不喜欢行政管理工作，在牛津，他是一个天马行空的教授，只对自己负责。”
“科学家都反感事务性的工作，不过飙正在努力学习。我们也知道，德国的官僚体系极其复杂，不好弄。他需要时间，我们也需要他多给我们一些时间。等我们三个人结成了一个好团队，就会越来越好。”
“除了换家具，还有什么新气象？”
“我们正在扩建团队。对了，他一来就建立了多媒体流动实验室。”
对项飙在中国公共空间里的名气，她们一无所知，听我介绍了几句后，两人脸上懵懂的表情变得豁然开朗，这的确能解释，为什么飙的日程上有一些来自中国的访谈和报告邀请。
听说，马普所的成功秘诀就在超级能干的秘书了，她们要搞定各种古怪的科学家，把他们的大脑从科研拽回必须履行的行政职责上来。秘书才是研究所真正的管家。另一方面，马普所又坚决贯彻“所长为大”的传统，一切围绕所长，给他无条件的支持，支持他实现自己的学术理念。除此之外，这里还是一个走马灯的舞台，秘书称之为科研跳板。除了所长、秘书和几位科研带头人，其他来所里工作的人主要是博士后，他们手里攥着2-5年的工作合同，无延长之可能。
4
项飙带我在马普所院子里参观的时候，赛姆正在那里抽烟，我就这么认识了他。项飙告诉我，赛姆是澳大利亚人，研究土耳其市场上做黄金交易的人，有很强的文献处理能力。他已经完成了博士后，在找新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