娶日本太太，击败全球上百人当国外科研所长，这个中国学者到底有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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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餐后，Mika第一次走进厨房，给我们每人做了一杯真正意义上的手磨咖啡，就回柏林马普所上班去了。项飙说，Mika的单位叫人类发展研究所，他们在教育改革和情绪史研究上做得十分成功后，就被要求彻底转向了，现在转到以脑科学为重点。马普不能忍受一家研究所在成功的路上继续前进。项飙对此十分赞赏，复制成功就意味着停滞。
Mika在厨房里做手磨咖啡
我们决定不去散步，而是转移到他家的阳台上继续聊。巷子里开过的汽车，有时会粗鲁地摁喇叭，好像柏林人的耐心都用完了。项飙比较了一下他对三个地方的体会，在东京和牛津，人们的行为举止讲究克制，一板一眼的，柏林可以说粗野，夏天有光大膀子上街的。他在东京会有紧张感，大家都对你非常友好，但看不透。牛津的人也要字里行间去理会，不会直接说什么。这一比，柏林就显得生硬，话都直突突讲，但让人很放松。他说，一个有效的社会不是要把所有人都变成认同它的同一群体的一份子，他就不觉得自己是柏林社会的一份子，也没有认同感，但可以运行得很好，也会做贡献，比如给楼下的花园浇水，跟邻居沟通。柏林是个让人比较自然进入的地方。没人期待你一定要融入社会，但魅力就在这儿，你反而愿意进去。
就像纽约不是美国，柏林也不是典型的德国，很国际化的，我说。
“那是，”项飙答，“连我去小店买肉，他们都能说英文。”
“你学德语吗？”
“Mika和女儿在学，可我很快就放弃了，要给研究所开个全新的方向，心里都是事儿。”
“买肉你可以说英文，可是你读不了这里的报纸，看不懂电视里的辩论。”
“我边做早饭边听BBC广播，还读《卫报》。”
他说在新加坡时，一位叫杜赞奇的印度籍美国学者对他影响很大，杜赞奇住他家楼上，每天都读《金融时报》，可他是位历史学家。项飙从杜赞奇那里学到，无论你做什么研究，“看人世”是学者必修的日课。
转移到项飙家的阳台上继续聊天
与其说关心项飙的学术研究，不如说我对他这个人更感兴趣。一个在牛津待了二十年的中国学者，怎么被马普选中来德国当所长的？马普牛气冲天，迄今有29位科学家获过诺贝尔奖。他们从不公开招聘所长，宁可花几年时间从全球顶级学者中谨慎遴选。项飙除了在中小学当过班长，没有任何领导经验，他靠什么在这个顶尖的学术平台上玩得转？
跟项飙聊他自己，是件既容易又困难的事。容易是因为他有问必答，掏心窝子，既不粉饰也不遮掩什么。你怎么这么坦率？我问。项飙反对我把他描述成性格坦率，因为Mika就要比他率真得多。他之所以如此，是在把自己作为方法来观照。这也是跟他聊天的困难，因为他彻头彻尾地把自己作为方法，我们聊到的任何话题，都会被他纳进社会人类学框架，进行图景叙述和理论阐述。耐心等他讲完，我才能提出下一个问题。
我问了好几次，他从英国搬到德国来，有哪些不适应。可他总是否认，还笑着向我保证，他不过是从一个“泡泡”换到了另一个“泡泡”。也对，如果我们这么去理解他：从前，牛津是他的泡泡，项飙并没有在“英国”生活过；现在，哈勒的马普所和柏林的家是他的泡泡，他并没有真正生活在“德国”。当一切进入他的研究视野时，比如他楼下的邻居成为他的“附近”，这是他独立构建的一个社会修补法，他就能自如地跟他们交流。没有成为研究对象的那部分日常生活，于他就是疏离的。比如，不知去了多少趟哈勒，他仍不晓得哈勒是德国古典城市的一个罕见建筑样本，因为它在二战中免遭轰炸，被难得地完整保存下来。对这位人类学家来说，去哈勒上班仅是点对点，路程是抽象的。
第二天一早，坐在去哈勒的火车上，我把对他的一个观察讲给他听。网上有些项飙出席线下线上国际论坛的视频。在欧美语境下的讨论中，他常常被放在“讲解中国”的位置上，聊社交媒体上的公众情绪和疫情下的社会流动等话题。他每次出场都是本色而自在的，这不多见。我认识不少外语很棒的中国学人，尤其是男性，在国际交往中多少带些局促，回到跟自己人的场合，他们才变得自然起来。这怎么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