娶日本太太，击败全球上百人当国外科研所长，这个中国学者到底有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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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开口，学者本色就露出来，变得滔滔不绝。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在几个小时内修完人类学的概念，就打断他，提出我十分好奇的一个问题：“你在哈勒上班，为什么把家安在柏林？”
“这里好啊，”项飙和Mika相视一笑，“女儿上学走路十分钟就到了，Mika去上班也只需步行十几分钟。哈勒没有国际学校，如果女儿上德国学校，她的学习我们就帮不上忙了。”这话很符合亚洲父母的思量。
Mika的工作单位是柏林的马普研究所（马普在德国各个城市共建有86个研究所），研究课题是日本老人的孤独死。她给我们倒好柠檬水，坐下来说，日本是老人社会，为老年人设计的各个环节都非常到位，一个人活到八九十岁，依然可以十分方便地独自生活，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死亡上。活着的时候是一个人，死的时候也是一个人，通常在死后很多天才被发现，尸体已经腐烂。Mika研究的是为什么处理腐尸的收殓师最近在日本媒体广受关注。
我们一边吃着项飙做的沙拉，一边聊Mika的研究，无人感觉异样。项飙接过话来，讲到人的再生产。他说，这是从恩格斯那里来的概念，人除了物的生产，还花大量时间抚育后代，进行各种维持生命的活动，所谓再生产。日本就存在很大问题，他们原来是通过严格的性别分工，很大程度靠牺牲女性的利益和平等机会来实现人的再生产。今天的中国，生产发展得很高，但再生产还没有走出一条路来。以养老为例，这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教育比较容易受到全社会的认可，给教育投资是为了下一代，可是给快死的人，你愿意投多少钱？养老就很难在资源分配上形成共识。Mika研究的跨国流动不是打工人群，而是人在退休后的流动，比如日本人去东南亚，退休金在那里够花，但他们死后的问题变得复杂。生命的基本需求如健康，养老，一旦被商品化后，就变得无上限。中国以前的农村医疗合作社，因为缺少资金，就格外重视疾病预防，也强调治疗的覆盖面要广。医疗商品化后，医院不强调覆盖了，而是要抓住有钱人，买进极其昂贵的医疗设备。这些钱如果花在农村做预防，能救多少人！
项飙做的午餐
项飙说得有些激动。他在国内名声鹊起后，也成了有争议的人物。有人批判他的“乡绅”立场，他从温州精神出发，强调把小地方的事情讲清楚，不要讲空洞的大道理。有人批评他的“反精英”立场，他自己就是精英，有什么资格反精英？但项飙又实在看不惯精英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他只承认自己在资源掌握上占着精英的客观位置而已。
我趁机问，怎么看国内网友对他的批评？“我很兴奋！”这是我曾经读到过的一个项飙式回答。
“为什么兴奋？被人批评，被人误读，难道不会让你受伤？”
“真的兴奋，能量一下子被调动起来的感觉，我生来就是喜欢辩论的人，”他坚持道，“不同声音的出现，说明我提出的问题引起了公共讨论，产生了效果，这就是我要的。”
客厅里来自新加坡的立式木镜映出饭桌上的三人
听起来，不断闯进公共领域发声，也是他的研究方法之一。“的确是这样，”他说，“频繁地到公共空间里发言，于我有两个重要性，一是寻找新的问题感，我对中国年轻人的焦虑比较敏感，这只能是在互动当中了解，这个东西是他心头的痛处，我要做到把他们的想法读出来。二，的确是探索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怎样界定研究问题，怎样把研究结果反馈社会。当然啦，”他笑了一下，“如果绝大部分声音都是骂我的，我的感觉可能也会很糟糕，现在的情况是相反的。再说，有的批评非常尖锐，可是有道理，点到了我的盲区。”
“哪些盲区？”
“我们都喜欢思辨，直接刺激我们的，是逻辑思辨，这都是些大范畴，比如公正、战争、改革。年纪增长后，范畴这类东西会松下来，你会更注意看经验本身，但这个时候，你必须已经有了大量的理论积累，才能从经验本身看出东西来。公共空间里多元声音的讨论是十分必要的，刺激我看见以前自己不觉的盲区。”
他坐在桌首，完全停止了吃饭，双手比划着，细长的手指根根都崩得很紧，弓成不同的弯度，把他思考的张力可视化。Mika讲得少，如果没人打断项飙，他可以一直讲下去，把午餐讲成一堂课。跟我认识的德国学者相比，他有个极大的不同，德国人倾向于在深思熟虑后，把结论言简意赅地讲出来。项飙是晒大脑，他边思考边述说，把听者拉进他的思想河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