娶日本太太，击败全球上百人当国外科研所长，这个中国学者到底有多强？
项飚喜欢谈论细节，因为细节中才有真实的“common worries(共同的焦虑)”。他的一生都致力于研究那些具体而微的问题，并愿意为此承担挫折和风险。过去三年，我们要为摇晃的生活重新建立秩序。对普通人来说，一个核心的焦虑是如何应对不确定，或许由人类学家来回答再合适不过了。我们准备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对人类学家项飚的伴随式观察，一篇是对话。以下是第一篇，作者王竞是一个来自中国的作家，在德国工作和生活。今年6月，她跟随项飚去德国城市哈勒（Halle）上班。见识到在一个喧闹的世界，一个人类学家是如何工作的。
撰文丨王竞 编辑丨金赫 出品丨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我和项飙坐在马普所的院子里，计算了一下，他在这里将干多久。项飙是2021年9月1日到哈勒（Halle）来上任的，在这座前东德城市，大名鼎鼎的马克斯·普朗克协会（简称马普）于1999年建立了社会人类学研究所。前任所长从建所干到退休，项飙出任第二届所长。他不会德语，还搞不清男性在德国的具体退休年龄，大概是66岁吧？他问。我说，1964年后出生的人要工作到67岁，你是1972年生人，也就是说，从现在起，你要奋斗17年。
项飙觉得时间很紧。
24小时前，我刚刚认识了这位目前在中国频频出镜的明星学者。五月中旬，他给我发了一个十分“人类学”的建议，说，既然我想了解他，可以在约定的周一上午11点去他柏林的家，跟他和妻子女儿见见面，再到家附近散个步，周二早上跟他一起坐7: 37分从柏林中央火车站开出的火车，去位于哈勒的马普所参观。从柏林到哈勒170公里，德国高铁运行一个小时13分钟。在研究所里，我可以找任何人聊天，并旁听他对一位在肯尼亚做田野调查的德国博士后的线上辅导。
坐在马普所的院子里与项飙聊天
我第一次注意到项飙的名字，是读了他关于内卷的访谈。他说内卷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例外，在中国也就这十年来才出现，在一个目标、价值评价和竞争方式都高度单一的环境里，内卷指无意义的高度耗能的过度竞争，且没有退出机制，谁不想继续卷了，不仅钱会少挣，环境还要你在道德上低头。他没有使用绝望这个词，而是用了“陀螺”作比喻，形容内卷的死循环为“我们要不断抽打自己，让自己这么空转”。
项飙1990年进北大读社会学，硕士论文题为《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已经在国际上成为一部人类学的现代经典。他写了北京木樨园附近的浙江村，也就是他那些在1990年代来北京做生意的浙江老乡。他因为此书受关注，免考去牛津读博士，之后被牛津留下任教。前不久，他又被国际顶级科研机构——有百年历史的德国马普研究所争取到德国来了。
项飙这样一位搞人类学的学者，按中国的老话，应该一辈子“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在冷寂中专注地完成自己的学术生涯。其实，绝大部分欧美的学者至今走的仍是这条路，他们也许在学术圈子内威望无限，但一般不进入热闹喧嚣的大众视野。而项飙很醒目地在走另一条路。他告诉我，这也是他舍弃牛津、奔向马普的原因之一，他已经踏上了另一条学术道路，义无反顾——都社交媒体时代了，社会科学怎么还能延续19世纪以来的传统，只为圈内的几百人生产文献和理论呢？他说，对话才是21世纪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1
项飙的家在柏林偏西南的位置，周围没有地铁，只有公交车抵达。巷子很短，约一百米长，两边的房子都是一战前后的建筑风格，树也有年头。他的公寓在一栋1910年建成的浅绿色小楼的三层。给我开门的是他的妻子Mika。去之前我就听说，项飙娶的是日本太太，看见Mika，立刻有种得到印证的感觉。Mika穿一条黑白图案的连衣裙，黑色长筒袜，圆润的脸庞，弯眉细目。特别是她的神态，总是恬静安宁的，很有西方人憧憬中的东方感觉。第二天，项飙在去哈勒的路上告诉我，Mika的童年过得十分快乐，所以她的安全感很强，自带一种低调的自信。这是他自己没有的东西。
我一进门，项飙立刻就从左边的厨房走了出来，满脸是笑地欢迎我。他正在准备午饭，两只手湿淋淋的，有点不好意思跟我握。我已经在众多视频上见过他，当大活人出现在面前时，还是有点吃惊，吃惊于他的朴素和热情。我们脑子里关于学者/教授/所长的想象，都套用不上眼前这位，他更像一个大男孩。只有进入话题讨论时，学者的思辨之态才把那个普通得有点局促的男生完全盖住。他的热情一派天然，让陌生人马上忘掉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