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罕见癌症大多人发病一年就去世，作家卖房治病奇迹般撑10年！
首诊医生哈勃教授（右）负责治疗已有8年时间 ©师永刚
这个医院系统的内部推荐制，非常高效，就是我作为一个病人，根本不用考虑我下一步应当去找谁，我只需按照主治医生的安排去做即可。但在国内医院系统不能想象，比如说我做完手术，我得自己找化疗医生。不同医院间的CT不互认等，每一步都是墙，没打通。
而医生首诊制就可以做到在这个医院的内部循环，像一条水渠一样，每一步都给你打通了。比如临床试验组的医生，要和我的首诊医生哈勃医生讨论，类似我的激素应该加多少，怎么弄，下一步干啥，必须得首诊医生同意。再比如因为放疗，我的脊椎出现了压缩性骨折，他们又会把我推荐到疼痛科、神经外科，做手术，打骨水泥，甚至去看牙科，见心理医生，包括去做肠镜、喉镜，几乎就是每一步，有任何问题，这个系统会马上帮我解决掉。作为一个病人，你会感觉一直会被一个医生关照着，他在管你。我有每一个医生的电话、邮箱。我有任何问题，给医生发一个邮件，最快的可能一分钟前发出去，十分钟左右就收到了回复，简明扼要，告诉我应该怎么办。
在国内医院经常会感觉到没有人管你，医生间的沟通也很少。放疗、外科、内科几乎各自为战。大多数时候，你要自己去打听谁会治疗我，下一步该怎么办。甚至你面临死亡的时候，能不能去安宁病房，安宁病房能不能收你，连这个也要自己处理。我看到一篇文章，作者的父亲是肺癌，到后期住院，医院说你办住院只能住7天，7天以后你得出院，因为涉及到一些医保的规定或者考核。
老人家每七天折腾一次。办理出院后，再办理入院。感觉很不人性。
杨瑞春：对，应该是不少医院都有出院率的考核，状况也已经很脆弱的病人，到了时间就必须上救护车拉走，那种感觉是很绝望的。病人真是非常痛苦。
师永刚：当然，国外的医院也有很多让人无法接受的地方，比如比国内高至少十倍的收费，漫长的预约时间等。
但我感到很幸运的是，碰到了这么多好医生。比如张玉蛟教授，会主动发邮件来问，最近做复查了吗？效果怎么样？还有我的临床试验医生AUNG NAING教授，在我做完临床试验治疗以后，请我吃饭，他说你治疗做完了，我很开心，我们一起去庆祝一下。我的主治医生哈勃教授知道我当时经济困难，主动帮我从药企申请了价值3万美金的药，免费送给了我。后来又帮我申请了半年的赠药。
与临床试验组的龚晶医生（左）、AUNG NAING医生（中）合影 师永刚
我有时候，会感叹，凭啥这些医生要对一个素昧平生的异国他乡的病人这样好？
我觉得他们对病人有一种悲悯，或者是责任。
我跟你讲一个故事，2014年，我的放疗医生迈瑞，在对我的椎L4进行放疗的时候，顺手帮我将左腰大肌上另一个潜在的肿块放疗掉了。他后来专门找我“道歉”，说这个肿块放疗，原来不在我们的治疗计划之内。但根据他的专业判断，它可以被一次性治疗。他说：我不愿意让你再做第二次放疗，你的骨头承受不了再做一次，所以当时就做了。但是后来我查看记录，跟你交流的时候，我忘记跟你说这点，如果你有什么要求请告诉我。
这个善良的医生帮我省了10万美金，提前放疗掉了一个隐患，然后还要跟我“道歉”？！
杨瑞春：你刚才提到有一些国内医生也在看你这本书，他们有什么触动呢？
师永刚：我很欣赏的一本国外医生的著作《癌症传》的译者马向涛，之前是一名外科医生，他看完我这本书后，写文章说百感交集，这里面既有希望通过努力拉近与国外同行差距，让国内患者可以就近医疗的责任感，也有对患者敏感细腻情绪体察不足的内疚。而另一位曾历揭发肿瘤黑幕的医生张煜，认为这本书值得所有的医生都看一下，也许他们会找到医生应有的标准与道德。事实上，这本书出版后，在微博、豆瓣上，至少有十多位医生大V自发的写文章讨论。也许这本书中涉及的许多关于理想的医院与理想的医生的思考，都使许多人在这里找到了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