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法治而言，儒学主张“制礼义以分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荀子·礼论》）。礼介于道德与法律之间，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制度规约，它同时具有法治的外在可见性与德治的内在约束性，是传统儒学隆礼重法的突出表现。
自古以来，统治者以儒学治国，不单单是宣扬道德，更多的是通过礼去约束民众，这个礼是封建时代德治与法治的结合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吸收了儒学尚德隆礼重法的传统思想，并进一步阐释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基本治国方略，这与儒学中“礼”有异曲同工之妙。
经济上吸收了儒学富民惠民的思想
儒学一直以来都承认个人追求财富的权利，如《尚书·泰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大意即是上天都会满足人民的生存发展需求，还有谁可以阻止呢？马克思主义同样认为经济因素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因，可见两者具有共同之处，这也为马克思主义对儒学的吸收提供了理论基础。
孔子曾感慨“苛政猛于虎”，认为君主向民众过多的索取是不道德的行政，是不对的，要想实行仁政首先就要使民富足，民富则国富。孟子提出“制民之产”（《孟子·梁惠王上》），荀子主张“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荀子·富国》）的富民政策，这些都体现了儒学的富民惠民主张。新时代全面小康的奋斗目标、脱贫攻坚的历史重任或多或少都体现了儒学了坚持富民惠民的思想。
为确保富民惠民的实现，儒学还提倡安民乐民、尊重民意的思想，宣扬正确的义利观。
儒学主张安民乐民，尊重民意。《孟子·粱惠王下》记载：齐人伐燕，很快获胜。宣王问孟子能否占领燕国。孟子说，这取决于燕民的态度，“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并且以武王和文王为例，说明出兵与否的关键在于是否能使燕民摆脱水深火热，而不是满足君主土地扩张的一己之私。可见孟子认为，君主在征战时，应以人民利益为导向，不能以个人利益为目的，因此孟子强调“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孟子·梁惠王下》），从我们党奋斗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即使是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共产党也坚持不扰民，不随意向人民索取财物，直到现在，党中央仍旧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并以此为准则治理国家，很明显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儒家安民乐民思想的继承。
《论语·里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在肯定人民追求富贵的正当需求后，进一步指出应以其道得之，道其即是指儒学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价值观，《论语·泰伯》认为“邦有道，贫且贱”和“邦无道，富且贵”为耻，可见国家治理有道与人民贫贱是互为补充的，两者缺一不可。儒学始终将利的取得限制在道义规范之内，并且把这种思想上升到国家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也吸收了儒学的义利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人民带来了丰硕的物质文明成果，但也引起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一系列的隐患，这明显违背了儒学的义利观，为消除隐患，保持市场经济良好运行，
孔子《资料》
文化上吸收了儒学“和”文化的思想
儒学“和”文化主要包括和而不同的处世原则和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前者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后者强调人与自然的相处。
《国语·郑语》中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文中还以万物、五味、六律等为例，说明事物之间及其多种因素协调配合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世界。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将《国语》中朴素的“和”思想进一步深化，推广到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原则，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对儒学“和而不同”的理念不断阐释发挥，种族之间、学派之间、国家之间都可以适用此项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