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公平比产权更重要,因为人更高层次的本质是社会属性,而不是自然属性或经济属性。经济利益不是人唯一的目的。经济利益从属于人的更高的本质性追求。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人的社会属性,如何实现,公平是基线和前提。人在公平中,由于个人努力与社会回报等价对应,所以,公平会让一个人有一种真正的社会承认感,感觉社会把“我”当人看,“我”真正属于社会,而不是被社会所排斥或贬损。另外,由于个人投入与社会回报等价对应,“我”只有合理付出,“我”才能合理收获,这也会让一个人真正有一种自我把握价值实现的可控感。所以,公平也是一个人实现自由自主境界的基本前提。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人本质是缺乏自主自由的。另外,由于个人奉献与社会回报有机统一,这会极大鼓励个人奉献社会,从而也有助于极大催生社会道德精神。而社会道德精神充裕,好处是多方面的。一是社会道德精神充裕,社会运行必然是稳定有序,这会大大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极大提高社会产出效率;二是有道德的社会,必然是宽容的社会,而宽容又有利于创新,而创新又为社会不断进步提供新动力。我国古人言,人不患寡而患不均,说的就是公平的重要性。目前,公平的重要性已经被许多研究所证明。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艾伯特·里斯根据自己的经济学研究和人生阅历,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在现实世界,制定工资所涉及的因素似乎与新古典理论中所说的那些因素迥然不同。在现实世界,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似乎是公平。”①心理学家家丹尼尔·卡尼曼和两名经济学家杰克·尼奇及理查德·塞勒合作研究也证明,公平因素比经济动机更重要。②“社会学家认为,如果某种交易是不公平的,那么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就会愤怒,由愤怒激发的冲动会迫使交易趋向公平。”③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席勒在《动物精神》一书中也指出:“我们认为,对非自愿失业、通货膨胀和总产出之间的关系这类基本的经济现象而言,如果把公平因素考虑在内,就可以容易地给出解释。反之,如果不考虑公平,那么这些现象仍将是不解之谜。”④
由于公平很重要,我们考虑经济问题,就不能忽视公平问题。在现实世界,实际存在的最大可能情况应是,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若产权界定不公平,人们首先会为产权界定公平而战,其次,才考虑市场交易的均衡问题。比如排污权,首先人们会考虑排污权如何公平分配的问题,而不是排污权随便想怎么分配就怎么分配。同样,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产权界定也需要满足公平原则。否则,产权界定的初期就会遇到极大阻力,会产生极大社会成本。另外,在以后的市场运行过程中,不公平的产权界定,最终会导致不公平的社会财富格局。而不公平的社会财富格局,最终会导致社会运行陷入更大范围的不均衡。第一,会导致政治的不均衡。在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社会骚乱会增加,这会导致民主政治有两种演进趋势。一种是趋向集权体制;一种是民主被金钱所绑架,成为伪民主。第二,会导致经济不均衡。一是增长乏力。由于贫富差距拉大,穷人多,经济增长必然缺乏需求动力。二是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三是容易诱发经济危机。第三,会导致人文精神的不均衡。不公平或财富不均衡的社会,人文精神也会陷入失衡之中。因为不公平,会让人们充满怨气,时间一久,人们的怨气会化为邪气,邪气泛滥,社会必然堕落。另外,财富不均衡的社会,穷人为了尽快跨越财富鸿沟,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就会泛滥,投机冒险行为也会增加。
由于“科斯定理”不具有现实意义和长期整体均衡意义,所以,笔者认为,“科斯定理”不应作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一般而言,对于产权界定,正确的观点应是,只有公平的初始资源或产权配置,人们的自愿交易才有可能实现最优资源配置。这里的意思是说,人们的自愿交易能不能最后必然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还需要一系列的条件,其中公平是基本前提,有了公平这个基本前提,后面的均衡才会有更大实现的可能性。由此可知,我们在改革中,应始终要把公平放在比产权清晰更重要的位置。否则,改革越往后,改革的效率会越差,改革面临的难度会越大,改革会极大可能落入“不公平”的陷阱中而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