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一个人一生中消费效用偏好结构是不断改变的，这时，一个人一生的消费目标应为：
不相信来世：
相信来世：
一个人在实现其消费均衡目标时，坚持的基本决策原则是：消费的边际收益＝消费的边际支出。具体讲就是：消费的边际物质收益＋消费的边际精神收益＝消费的边际物质支出＋消费的边际精神支出。
一个人实现消费最优化的主要约束有：一是物质资源的约束。在现实世界，物质资源总是稀缺的。二是精神资源的约束。由于人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也是无止境的，所以可供消费的精神产品相对人的需求而言也是有限的。三是时间约束。人主要是在人的生命时间内实现对消费的配置，而人的生命时间总是有限的。
（三）消费函数的一些特性
第一，同消费物质产品一样，人们对精神产品的消费也遵循边际效用递减法则。例如，生活中“久病床前无孝子”的现象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孝”本身是一种精神收益，是一种道德评价。当一个人在尽“孝”时，本身就是在消费“孝”这种产品，并享受“孝”所带来的精神收益，如良心受到安慰，受到别人好的评价，并被社会给予较高的地位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孝”这种产品所带来的效用是递减的，所以，必有“久病床前无孝子”。当然，一个人要想尽“孝”，肯定也有物质的支出，这种物质方面的支出也会进一步加速“孝”产品效用的递减速度。再如，在现实生活中，有这样一种现象：连续的精神褒奖会使人逐渐对这种奖励产生一种心理厌倦情绪，相反，这时人们就会更看重物质奖励。所以，虽然消费精神产品重点满足了人的心理需求，消费物质产品重点满足了人的生理需求，但二者对人产生的感觉规律是相同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对人产生的刺激效用都会随着消费量的增加而减少。
第二，人们在选择消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时，二者存在替代现象。产生替代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产品的稀缺性，其次是边际消费效用递减规律。对物质产品而言，稀缺性是不言而喻的。由于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所以不论是从绝对消费的角度看，还是从相对消费的角度看，物质产品对人而言都具有稀缺性。对精神产品而言，稀缺性命题也是成立的。从绝对消费的意义看，也许精神产品不存在稀缺性，但精神产品的最大特点之一是消费的相对性，即人对精神产品的消费主要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对比较而体现的。有相对性就有稀缺性，所以，精神产品本质上也具有稀缺性。另外，物质产品满足边际消费效用递减规律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结论；前面讨论的结果也表明：精神产品也满足边际消费效用递减规律。所以，从理论分析的角度看，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应当存在替代现象。从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看，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的替代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人在贫穷的状态下，会更倾向于以消费精神产品的损失换取消费物质产品的收益。“人穷志短”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穷是罪恶的根源之一。因为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物质收益的边际效用相对较高，而精神收益的边际效用相对较少；所以这时人们会倾向于以小的物质收益替代较大的精神损失。但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物质产品带给人的效用就会减少，消费精神产品的效用就会相对较大，这时人们将会更看重精神产品的消费。人们常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誉”，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如有些人有了钱之后，会更倾向于做一些社会公益事业，这实质体现的是用精神产品的消费替代物质产品的消费。另外有这样一种情况，虽然有些人非常偏好消费精神产品所产生的效用，但当物质收益巨大时，物质产品带来的效用就会大于精神产品所产生的效用，这时他就会选择用物质产品替代精神产品。有些腐败分子就是这样。当然，如果没有稀缺性，也就不存在替代成本，这时，人们不管是消费物质产品，还是消费精神产品，都会追求“多多益善”。当然，“人穷志短”是一种社会现象，但同时“人穷”并非一定会必然出现“志短”现象，这也是客观存在是一种事实。一般有这样一种情况，人们为了追求消费效用的最大化，必然会尽可能多地消费各种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但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存在着不同的供给水平和供给难度，这种不同的供给水平和供给难度决定了人们对其消费的成本大小和难易程度。当“人穷”时，虽然消费物质产品带来的边际效用高，消费精神产品带来的边际效用相对较小，但很可能这时“人穷”者要增加消费物质产品数量的难度很大，这时，就有可能出现“人穷”未必“志短”，即“人穷”者转而通过增加消费容易得到的精神产品来增加自己的效用总水平。同样，当一个人很容易增加物质产品的消费量，但精神食粮供给相对贫乏时，这时，他会进一步通过增加物质产品的消费量来增加他的总效用水平。所以，在社会生活中，“人穷”未必“志短”与“人富”未必“志长”的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与一个社会的总体制度有关。因为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是总体性原因的结果，用单一原因去解释社会现象往往会导致片面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