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和宋朝相距只有短短的53年，但为何感觉像是隔了好几百年？
那么，宋朝的诸般种种，是从天而降的吗？
不是。它也是孕育于历史。
本来政治应该分为两方面来讲：一讲“人事”，一讲“制度”。
唐宋之变，首先是制度和人事之变。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重点关注的是制度。其认为宋朝的制度“一切因循承袭”，所以只能说变动而不能说建立。
那么，宋朝的人事呢？
所谓人事，简单理解就是哪拨人上台了、哪拨人下课了。这是从政治上看。而从历史上看，则是哪拨人主动引领了时代而哪拨人被时代所引领。
在这个问题上，唐宋之变，则相当于一场秦汉之变或周秦之变。
秦汉以前，是贵族引领时代。即便是游士，也多以没落的贵族子弟为主。而汉朝呢？彻底的平民政治，简单说就是贵族下课了、平民上台了。而唐宋之变，也是如此。
在唐朝，引领时代的是豪族。在宋朝，引领时代的是平民。或者说，是平民中的翘楚，即士大夫精英。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这种场景，只能出现在平民时代的宋朝。
唐朝就没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吗？
当然也有，但与豪族精英相比，平民精英可以忽略不计。
这是唐宋的人事之变。人事之变，不可能不反应到制度上。
制度由人创立，亦由人改订，亦属人事，而比较稳定，也可以规定人事，限制人事。
所以，宋朝的制度，一定要规定和限制这种人事。否则，平民士大夫精英不可能一直在前台弄潮。
这种制度，在核心层面的安排是：宰相之权被肢解、皇帝之权被强化。
如果认为皇权家天下，那么皇权强化肯定不好。前期，宋真宗封禅泰山，搞国家级形象工程；末期，宋徽宗兴花石纲，搞帝王级享乐工程。这就是绝对的权力带来了绝对的腐败。
但如果认为皇权是公共权力的表现形式，那么宋朝则有可圈可点之处。
南北朝期间，南朝之所以落败于北朝，除了实力无法匹敌，还因为南朝的皇权发挥不了公共权力应该发挥的作用。
相比于唐朝，宋朝的公权力更为强势。士大夫官僚集团，就无法抗衡代表公共权力的皇权。所以，皇帝不需要引入宦官、胡人等外部势力。
唐朝的政治是豪族士大夫的政治。但皇帝不满意，要么拉拢胡人将军、要么拉拢宦官集团。但是，到了最后，皇权竟被胡人将军和宦官集团反噬了。
宋朝的武将不能造反，宋朝的宦官也不成气候。这都是制度安排的结果。在这种格局下，宋朝的君臣关系，可以非常融洽。这一点，很重要。
君臣之间关系紧张，只是表象。实质则是：代表国家权力的皇帝与代表政府权力的官僚，在尖锐斗争。这种斗争的伤害性极大。
在明朝，皇帝、太监以及大臣之间，一直在斗地主，地主是大臣而不是皇帝。在唐朝，则是皇帝、大臣（两京阀阅们）以及宦官在斗地主，地主是太监而不是皇帝。
而制度上的安排，就是从上到下建立流官制度。简单说，除了皇帝能世袭，官僚集团不能世袭。
唐朝的大臣能世袭吗？不能世袭，却是一种阶层固化的变相世袭。后期的藩镇节度使就不说了。只看一个数据：
在唐朝担任过朝廷要职的大家子弟的墓葬，98.5%出自洛阳、长安以及两京走廊。而在长安墓志中，宣称自己是宰相之后的高达20%。
这些数据，足以说明两京阀阅基本控制了大唐帝国的顶级权力。而这就相当于世袭了。宋朝也有世袭，也就是荫庇制度，但总体上维持了一种流官制度。实现的手段，就是低头走流程、认分不认人的科举制。
人事，宋朝与唐朝完全不同。而规定和限制这种人事的制度，宋朝虽然大体承袭了唐朝，却也实现了质变。其复杂、规范以及严格的程度，高出唐朝不止一个数量级。
人事和制度的不同，自然导致文化模因的不同。
文化模因，完全可以认为是一套“如果……则……”以及“否则，如果……则……”的表达组合。
如果皇帝与官僚集团斗争，则皇帝引入胡人将军或宦官势力；
否则，如果皇帝与官僚集团和睦，则皇帝与官僚士大夫共治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