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日，年仅二十四岁的顺治帝在紫禁城养心殿驾崩。
这无疑是英年早逝。短命的顺治，毕竟将多尔衮留下的大业进行到底了。但是，顾命辅政的四大臣，为顺治帝拟定了一份所谓顺治遗诏，实为顺治罪己诏，历数其亲政十年的十四款罪状。罪状的核心内容是：崇汉抑满，背叛祖制。
《清世祖实录》记载了这份遗诏，开宗明义：“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兹矣。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乎，苟安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清世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四，顺治十八年正月丁巳）渐习汉俗、更张旧制，为这篇罪己诏定下了政治基调。
全力推进国家统一、社会繁荣、改善满汉关系的顺治帝，却成了一个悖逆祖制、渐习汉俗的满洲“叛徒”。
全文严厉谴责顺治崇汉抑满的严重政治问题，几乎全盘否定了他一生所有的功绩和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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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诏在正史记载中，为顺治帝在驾崩之夜召集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和原内阁学士麻勒吉入养心殿口授而成。条理清晰，措辞严厉，却让人怀疑，四天前发病、病势迅猛且即将驾崩的顺治帝，怎么突然文思泉涌、严厉自损？
这也为民间传闻他没病逝而是出家，提供了一条重要依据。
顺治出家，那是民间对皇帝的传说。
然而，从遗诏所指来看，极有可能为四辅臣拟定，由孝庄皇太后裁定而颁示天下。
或者说，是孝庄的意思，以此获取以四辅臣为首的满洲保守势力的继续支持。
孝庄之所以如此无情，不为早逝独子讳，不为大行皇帝讳，也是因为顺治亲政十年，将她伤得太深：
一、孝庄极力维系太祖太宗强化的满蒙贵族联姻制度。而顺治长期冷落来自科尔沁的后妃，两个正式的皇后，一个寻机被废，一个险些被废。顺治帝丝毫不给母家情面，甚至要改易出身正白旗的董鄂氏入主中宫，对亲娘舅兼岳父吴克善很不友善，使孝庄精心维系的满蒙政治联姻关系濒临破裂。
二、孝庄推崇满蒙旧俗，而顺治积极学习和引进汉文化，与以孝庄为首的满洲老一辈贵族格格不入。顺治十二年，辅政叔王济尔哈朗去世前，寄望顺治帝“效法太祖太宗，不时与内外大臣详究政务得失，凡事必预为商榷，然后颁之诏令”（《清世祖实录》卷八十九，顺治十二年二月壬戌）。顺治亲政后，我行我素，不惜与母后孝庄斗智斗勇。在长期政治斗争中成熟起来的孝庄，已然成为一位女政治家，不免有权力欲望和政治主张。
三、顺治重用汉臣，容许汉官掌印，位居满官之上，同时设立内廷十三衙门，严重侵害了满洲大臣的既得利益。汉官掌印，方便了顺治帝直接绕过满洲权贵下达各项命令。孝庄与两黄旗大臣，早在顺治继立时就暗定了同盟关系，所以对于顺治的“背叛”怒不可言。
从本质上说，孝庄对顺治的恨，主要源自权力博弈中的利益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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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辅臣中，索尼、遏必隆、鳌拜为两黄旗大臣代表。此三人在太宗驾崩、世祖继立之际，与当时还是永福宫庄妃的孝庄太后，在击败夺位的多尔衮、豪格的皇家内斗中，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同时，他们也是满洲贵族保守势力的代表，虽然受亲政后的顺治重用，总管侍卫处和内务府，但对顺治倚信汉官、任用太监、笼络正白旗等做法是强烈不满的。
二号辅臣苏克萨哈，来自正白旗。索尼等两黄旗大臣对他，是敌视的、瞧不起的，同时也是嫉妒的。苏克萨哈原为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的心腹，是协助多尔衮打压两黄旗的得力干将。多尔衮突然病逝，苏克萨哈摇身一变，伙同多尔衮侍卫詹岱、穆济伦首告多尔衮生前秘密准备了八补黄袍、大东珠、素珠、黑狐褂之类的僭制物品。顺治帝将多尔衮生前所掌的正白旗升为自将的上三旗之一，擢苏克萨哈为领侍卫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极力拉拢，甚至在临终前单独召见，命独送御讳。第二个主子死了，苏克萨哈再次昧着良心，与索尼等严重污损顺治帝。只是他没有料到，他最终难逃两黄旗大臣对他秋后算账。
即便苏克萨哈与鳌拜结为儿女亲家，但矛盾也日益激化，“以论事龃龉，积而成雠”（梁章钜《归田琐记》卷五）。
鳌拜先是伙同遏必隆，强行将原属正白旗的蓟州、遵化、迁安诸屯庄改拨镶黄旗，而别圈民地换给正白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