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白旗不干，一桩群体性事件迅速震动朝野。
满洲正白旗人、内国史院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汉军正白旗人、兵部尚书兼直隶总督朱昌祚，与保定巡抚加工部尚书衔王登联，受命实地丈量。
朱昌祚等勘明，奏请停止圈换，鳌拜不承认，即坐苏纳海以拨地迟误、朱昌祚等以纷更妄奏，将这三名朝廷重臣斩杀于市。
这是鳌拜打击苏克萨哈的前戏。
继而，鳌拜“以苏克萨哈疏称往守陵寝，得以生全之语，即诬坐以怀抱奸诈，存蓄异心二十四大罪，应予磔死”（梁章钜《归田琐记》卷五），康熙“鉴其诬，坚不允所请。鳌拜攘臂强奏累日，竟予绞决，并诛其族属”。
当初，四辅臣在孝庄太后的默认下，狂污顺治帝崇汉抑满、背叛祖制，而作为因对付保守势力而被顺治帝寄予厚望的苏克萨哈，只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投机分子。最后，他没有得到一个好下场。康熙八年（1669），鳌拜被擒，康熙帝下诏“以苏克萨哈虽有罪，不至诛灭子孙”（《清史稿·苏克萨哈传》）。
而在一年前，康熙帝为顺治帝建孝陵神功圣德碑，颂扬其“视满汉如一体，遇文武无重轻”（《清圣祖实录》卷二十五，康熙七年正月庚戌），而间接地批判四辅臣独崇满洲、贬抑汉臣的做法。可见，少年康熙对苏克萨哈污损顺治背叛祖制，还是心生芥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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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帝真的背叛祖制了吗？
其父太宗皇太极即位伊始，就宣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清太宗实录》卷一，天命十一年九月丙子），强调在国家法令面前、履行社会义务诸方面，满汉不许存在差异。
他要坚决纠正太祖努尔哈赤对汉人推行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提出了重在安抚汉人的安民政策：
“治国之要，莫先安民。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令奸细往来者，事属以往，虽举首概置不论。嗣后，惟已经在逃而被缉获者论死，其未行者，虽首告亦不论。”（《清太宗实录》卷一，天命十一年九月甲戌）为此，他在历史条件下，有限地放宽了“逃人法”，修订了“离主条例”。
正是因为皇太极倚信汉官，范文程、祖可法、张存仁、李国翰、孔有德、尚可喜等数百名汉官，进入了大清（后金）的行政管理体系，甚至参决国家军政大计。
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设文馆，安排专人研究汉人的政治经验，总结自己的执政得失。
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改汗称帝，改国号为大清。他不满足于做割据一方的民族国主，而要成为君临天下的大国天子。他改文馆为内三院，更定内三院官制，在这一皇权决策参谋机构中设置大学士。第一批四名大学士中，就有汉人范文程、鲍承先出任内秘书院大学士。
皇太极学习汉人中原政治，设内三院、六部和都察院、理藩院二院，合称三院八衙门，分派满、蒙、汉人充任要职，让他们参政理政，开始取代努尔哈赤后期推行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他的这种做法，引起了满洲保守势力的强烈不满：“昔太祖诛戮汉人，抚养满洲，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昂邦章京矣。至于宗室，今有为官者，有为民者，时势颠倒一止于此。”（《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五，崇德八年正月辛酉）
皇太极对此毫不理会，仍然坚持下去。
他之所以这样做，除了有一个大国君王的胸怀，且要集中和强化最高权力外，也是迫于即位之初的国内重重危机。
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后，暴力推行歧视与奴役的民族政策，将俘获的汉人变为后金贵族的奴隶，又肆意劫掠屠杀，连儒生也不放过。像太宗宠臣范文程、太祖孙婿李永芳，虽是抚顺一役中主动投效努尔哈赤的，也并没有得到努尔哈赤的重用。
努尔哈赤妄图用女真社会的奴隶制取代汉人地区成熟的封建社会制度，不惜使用血腥的武力。如天命四年（1619）六月，他在攻陷开原后，放任兵士屠杀城中男女老幼十余万众，撤离时毁城焚烧。此后，他率军相继攻占铁岭、沈阳、广宁等地，故技重施，疯狂杀戮，不分军民，导致尸横遍野，所有财物被哄抢一空。
他统治后期，国内汉人反抗不断，加之他不重视经济生产，导致皇太极即位之初便爆发了一场大饥荒，出现了人吃人的乱象。
国内危机频仍，四周强敌环伺。皇太极审时度势，及时改变努尔哈赤专重女真的既定国策，探索建立以满洲贵族为核心，与满、汉贵族地主联盟的政治体制，将原来单一的满族政权转变为以满蒙汉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