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发奋读书”，习汉文，写汉字，苦读了 9 年，不仅能读能写，还写得一手流畅的好文章。他为董鄂氏写的《端敬皇后行状》，就是他刻苦用功读书的结果。为苦读书，他付出代价。因为用功过度，他曾经咯血。身体受到损害，也看出他的体质的确软弱。
使他的精神受到打击，严重损害身心健康，莫过于两次不幸的婚姻。他的第一个皇后，是多尔衮在他小的时候聘定的。他厌恶多尔衮之所为，本欲辞掉这门亲事，但吴克善已把女儿送来北京，便勉强成婚。从新婚之夜就闹别扭，婚姻即告失败。凭顺治帝的个性，与皇后不协，思想旨趣不一，在冷落 3 年后，遂下决心废后。
他册立的第二位皇后，又与他性情不合，能力不足，几欲再废。经母亲干预，虽保住了皇后，但他不予理睬，形同废后无别。只有董鄂皇贵妃最合他的心思，他爱得有些痴狂。董鄂氏有何“魔术”将他彻底征服?
其实很简单，也说不上什么“魔术”，读过他写的《端敬皇后行状》就会明白，这位贵妃除了美丽之外，主要是她的思想、品格特别符合他的要求。从顺治帝的饮食、起居、穿衣冷暖，到喜怒哀乐，以及日常处事，这位贵妃处处体贴关怀，处处善解人意，她自身的行为举止，包括对她父及家族的待遇，她都检查，从不提额外要求。
她的生活很节俭，不用金玉装饰自己。这一切，都使顺治帝感到安慰，他的精神有了寄托，感情有了依恋的地方。他自小缺少母爱。而董鄂氏如同“小母亲”，给了他想得到的一切关爱。于是，他把一往无前的爱都倾注在董鄂氏的身上。以他的性格，他爱得那么执著、真挚，不可动摇!
顺治帝的悲剧，就在于他与董鄂氏的爱刚刚开始，就突然中断了。先是他们的爱子夭折，继而董鄂氏归“道山”去了，即成永别。这接连的打击之重，远远胜过前两次婚姻的不幸。他的爱的“港湾”被击毁，他感情依赖和寄托之处不复存在。他的精神世界一片空白！当此极度痛苦之时，他万念俱灰，遂产生出家之念，欲彻底摆脱人间的烦恼，求得灵魂的安宁。
二、从顺治的佛教情缘看他出家之谜
长久以来，人们把顺治帝之死改为出家为僧，确也事出有因。《顺治帝独宠董鄂氏》已提到其出家之事，语焉不详。
这里有必要简述此事之来龙去脉，有助于揭开顺治帝结局之迷。
顺治帝崇佛、信佛，并非始于董鄂氏死后，而是在此之前很早就接触了佛教。史载，顺治八年十月，顺治帝奉皇太后，携皇后至北京东行猎。在回程中，曾途经滦河、遵化等地，在这两处都有娘娘庙，顺治帝都亲历其处，给庙中僧道士等赏赐银两。这也许是他第一次“触佛”？惟满文档案中保存此项记载，而《清实录》却只字不记，也许是避讳皇帝礼佛事，不致引起人们把顺治帝信佛同此次活动联系起来。
此次“触佛”，竟使顺治帝与佛结下“佛缘”，次年五月，他就下令将在景忠山修行的僧人“别山”召入北京，安置在西苑椒园，并改为禅室，敕封他为“慧善普应禅师”。据时人所见，顺治帝对于学佛的子弟特别崇敬，使学佛“日开奔竞之端”，椒园也成了学佛问佛的场所。
据说，顺治帝对佛学悟性甚高，有独特的理解能力，心有灵犀一点通。佛家称“禅悟”。他的“禅悟”之高，令佛家中的人也感到惊异。顺治帝开始并扩大同佛家的人交往。他慕名请来江南名僧玉林与木陈来京，亦住西苑万善殿，他一有机会，便过来与他们讨论佛学。这两高僧对顺治帝产生了重要影响。
玉林即玉林琇，任湖州（今浙江吴兴）报恩寺住持。顺治十六年二月召他进京，顺治帝拜他为师学佛。他的法名“行痴”,就是玉林给选的。木陈即木陈忞，是宁波天童寺住持。顺治十六年九月奉召入京。顺治帝对他同样尊崇，关系更为密切，顺治帝甘愿执弟子礼，两人悟佛参禅，无不一拍即合。他曾流露出欲为僧人的意念。
有一次，他对木陈说:“朕想前身的确是僧，今每常到寺，见僧家明窗净几，辄低回不能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