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由一个点，逐鹿三分天下，树敌无数，自然求贤若渴。
《求贤令》建安15年（210年）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举士令》或《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求逸才令》或《举贤勿拘品行令》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于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曹操的用人，没有问题吗？如杨修，到底是曹操家臣，还是汉臣呢？可以身在曹营心在汉么？曹操起用寒门，可惜没有实行科举制度。曹操明法度，可惜他自己本身就是法律，是法官。
对曹操来说，可以求同存异，包容文士的指责和揶揄么？天下是一个人的天下么？
《三国志 武帝纪》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而琰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
裴松之裴松之引鱼豢曰：古人有言曰：“得鸟者，罗之一目也，然张一目之罗，终不得鸟矣。鸟能远飞，远飞者，六翮之力也，然无众毛之助，则飞不远矣。”以此推之，大魏之作，虽有功臣，亦未必非兹辈胥附之由也。
曹操是有心胸的，可以不记前仇，比如陈琳等，毕竟他打下一片天地，一生劲敌无数，不可能视天下人都是仇人，独夫当不得。但他用人只是看他的才能，能否用于对自己的忠诚上和个人喜恶上。做事靠耍聪明作秀来追求更显著的效果，只是打动了华歆之类的。上行下效，司马懿跟他有样学样，司马昭之心，也路人皆知。若一切仅靠实力说话，没有了忠信仁义，图天下之利，不谋天下之福，又怎能长久呢？司马炎一统天下，西晋短暂统一后，天下又分崩离析。走马灯式的城头变换大王旗，也有了五胡乱华之祸。祸从何起？一人得利，一小撮人得利，怎么可能长久的和谐安定？会当有变时，又如何理解忠诚？
《三国志 武帝纪》初，公为兗州，以东平毕谌为别驾。张邈之叛也，邈劫谌母弟妻子；公谢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谌顿首无二心，公嘉之，为之流涕。既出，遂亡归。及布破，谌生得，众为谌惧，公曰：“夫人孝於其亲者，岂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为鲁相。
毕谌，是降了又叛的那种。曹操总是出其不意，还能忍，认为毕谌讲孝道就能忠君。事情果真如此就好了，裴松之是不服的。在这事下面又为杨彪孔融抱不平。
裴松之引魏书曰：袁绍宿与故太尉杨彪、大长秋梁绍、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过诛之。公曰：“当今天下土崩瓦解，雄豪并起，辅相君长，人怀怏怏，各有自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虽以无嫌待之，犹惧未信；如有所除，则谁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尘垢之间，为庸人之所陵陷，可胜怨乎！高祖赦雍齿之雠而群情以安，如何忘之？”绍以为公外讬公义，内实离异，深怀怨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