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忻州第一商圈 文史艺苑
忻商作为晋商的一个重要分支，在其商业活动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地方商业文化特色，它们主要是“敢于远行”的开放观念，全民皆商的社会风尚，“令人难堪的节俭行为”，重公德、守信用的经商准则。
晋商曾称雄商界五百年，其活动区域遍及国内各地并把足迹伸向国外，有人认为“完全可与世界商业史上著名的威尼斯商人、犹太商人相媲美。” 正因为如此，所以晋商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并取得可喜的研究成果。然而，长时间以来学者更多关注的焦点往往是晋中商人，似乎晋商就在晋中，对其它地方商业发展只是轻描淡写，尤其是作为晋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区域商业文化的研究到目前尚属空白。晋谚有云：“南绛北代，忻州也不赖”，“不赖”并非指忻州有美丽的自然环境、富饶的矿产资源，而是说近代时期忻州人家庭经济相对其它地区较为富裕，是山西富庶之区，究其原因乃是忻州商业的发展。当然忻州商业发展的原因自有与晋商不可分割的共同之处，可是忻州商业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一系列地方文化的特色，却值得我们认真的探讨。
1、“敢于远行”的开放观念，全民皆商的社会风尚。
清乾隆版《忻州志序》中说云：“忻为晋北咽喉，称繁剧郡。”[1]光绪六年知州方戊昌作的《重修直隶忻州志书序》中又云：“忻郡为晋阳北路门户，地近边塞。”[2]光绪版《忻州志·形胜》指出：“三晋为神京右臂，忻郡又为省会藩屏，南接太原，北通沙漠，左出右入实省北一大都会。”“忻郡为全晋后藩，三关内障，出入锁钥，诚属要地。”[3]从这些资料来看忻州作为南北物资集散地应是天经地义之事，经商致富有明显的地域之利，正如光绪五年忻州知州方戊昌所说：“忻郡为晋阳北路门户，地近边塞。我朝定鼎以来，蒙古慑服，中外一家，二百余年，从未用兵。忻郡之民如出水火而登衽席，休养生息，户口繁孳。乾嘉之间，习于边情者贸易蒙古各部及西北口外各域，有无相通，权其子母，获利倍蓰，忻人不但不受近边之害，转受近边之利，以此致富起家者实多。”[4]乾隆年间曾为忻州知州的窦容邃指出：忻郡土满人稠，耕农之家十居八九，贸易商贩者十之有二，惟机抒纺绩之声无闻焉”，[5]方戊昌也提及“乾嘉之间，习于边情者贸易蒙古各部及西北口外各域”。依据这一材料我们可以推断，到乾隆年间忻州商业贸易已出现规模发展。
然而独特的地理位置真正给忻州人带来的是观念的更新，而开放的观念才是忻州商业发展的最根本原因。随着晋商的崛起，南来北往的物资流通，北部大同等地的商业繁华，使忻州人大开眼界。他们不甘贫穷，背井离乡，抛妻弃子，开始追随晋中商人参与到这一远征的商业大军之中。部分人的成功，必然促使同乡人顿起艳羡、效法之心，而长久持续兴旺，最终在当地百姓目中形成压倒性的优势，彻底击溃留存人们思想中“走一处不如守一处”，“好出门不如赖在家”的传统观念。忻州俗语“有奈无奈，赤脚走到口外”才是当年他们观念的真实反映。在他们的观念中没有地域局限，只有创业之艰，所以忻谚有云：“东口到西口，喇嘛庙到包头，西安库伦京津沪，走遍天下不发愁”。正如忻州同治学者、麻会镇人王锡纶说：“太、汾、忻、代之人，经商者十人而八……。忻人之敢于远行，自千乾隆时，开新疆伊犁、乌鲁木齐、卡什噶尔、阿克苏、和阗、叶尔羌等处。途经万里，行比一年，无水草，人烟、屋宇者，凡十余日，莫不联肩接踵，毂击车驰。今此路虽废，又有率车驮贩茶以通俄罗斯者，盖其平居彼此相胜，各思创一未有之业，以冀奇获。”[6]。忻州人除在外地所开的大小商号外，很多小本生意的商人走北路、跑新疆，他们更能体现忻州人“敢于远行”的开放观念，如忻州城东大、小南宋的生意人就是的最典型的事例。他们成群结队离开家乡，长途跋涉，“过草地、进沙漠、白天炒米凉水、夜间沙场露宿；若遇大风，迷失路径，找不到水喝，人畜干渴而死者有之。”[7]远达新疆的阿勒泰一带，一走便是八年、十年、十二年，所以当地俗语有：“小南宋养娃娃，一乍子”，正是对这一群体艰辛创业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