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对故乡南山崴略显纷乱的回忆中，一直无法摆脱一件蓝褂子的纠缠。它潜伏在记忆里，隐于黑暗中，像一把对准我的枪口，随时给我致命一击。
太阳还没有出来，我跟着父亲来到生产队。父亲去了猪舍，我爬到老榆树上，用手撸榆树钱儿吃。
一到春天，老榆树的枝条上都会结满嫩黄的榆树钱儿。它结的榆钱儿比其它榆树结的要大要甜，颜色也更鲜艳一些，挤挤挨挨地涨满了枝条，像一条条粗壮的尾巴。老榆树很高，小伙伴中能够爬上它摘榆树钱儿的只有我和拃子。其他小伙伴围在树下，嗷嗷地抢着我们扔下的结满榆树钱儿的枝条。吃完榆树钱儿，我还在撸一竹筐榆树钱儿拿回家去，母亲用它做玉米面糊糊，又香又甜。
我坐在一截粗壮的枝丫上，吃着榆树钱儿，悠闲地荡着双腿。有人过来了，我使劲摇一摇树枝，榆树钱儿簌簌地落到地上，也落在那个人的头上。
“小弟，给我折一枝吧！”树下的那个人说，是队上的小木匠，我叫他木匠哥。我挑选了一下，折了一根结得饱满一些的榆树钱儿枝条扔给他。他接住，摆弄着枝条，用手择去上面夹杂的几片枯树叶，啧啧称赞着。他抬头冲我笑了笑，说了一句“小弟，明天哥给你做把枪。”他说的枪是我们小伙伴玩的木头枪，南山崴和附近村落里很多孩子玩的木头枪都是他做的，有长的也有短的，涂了黑油彩，像真的一样。
每做一把枪他都收一个鸡蛋做工钱，而且只要鸡蛋。
“什么！一个鸡蛋，太贵了啊！你这是在剥削劳动人民血汗！”拃子瞪着眼睛，学着队长秦国禄的腔调说。
“不做就拉倒！”小木匠头也不抬。他在做一把手枪，正小心地将一个小木块涂上水胶，粘到已差不多完成的木头手枪上，用手使劲按着。
“我白天得干生产队的活儿，这活儿只能晚上在家干，没有个三五天干不完。还有木头、油漆、胶，这不是成本吗！不需要钱吗！一个鸡蛋贵吗！”他抢白着拃子说。
说完，木匠哥抬起了头，冲我笑了笑：“你们回家取鸡蛋吧，我就这规矩，十里八村都知道。”
我和拃子都承认他说得有道理，但上哪儿弄鸡蛋呢！这个春天，我们两家的鸡都得鸡瘟死了。那时候，人们养的鸡都是散养，它们像人一样，东家窜西家，也没有治鸡瘟的药，只要一家的鸡得了鸡瘟，就会传染给全村的鸡。
现在，我坐在树上，看着他向村里走去。他又高又瘦，穿着一件蓝涤卡上衣，肩上挎一个帆布兜子，里面装着斧子、锯、刨子等干木匠活用的工具。他走起路来有点罗圈腿，一条胳膊向外甩着，一晃一晃的，不太好看。
“木匠哥，别忘了给我做枪！”我冲着他的背影喊道。
“放心，忘不了。”
木匠哥是外乡人，是老木匠张刨花子回河南老家探亲时领回来的，说是收留的一个孤儿，那时小木匠才七八岁。
等木匠哥长大了，张刨花子就教他木匠手艺，一起在队上干木匠活。
后来张刨花子死了，他的死因有些神秘，让每个南山崴人都觉得很疑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