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份《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运行管理办法（暂行）》的颁布，将定位于实现从科学到技术的转化，促进重大基础研究成果产业化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提上地方发展的重要议程。
而科技部对湖北科技强省建设的支持，及以北京、上海、成都为代表的城市先行起步的示范带动作用下，深圳、广州、重庆、西安、福州等主要城市，纷纷出台建设科学城的规划。
科学城建设的「集体冲刺」，从国家角度讲，是国家科学技术突破「卡脖子」问题，兑现创新红利的重要途径；从地方角度讲，是各地以科学技术为抓手，促进产业创新，进而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
同样作为科学技术与产业的高度聚集地，「科学城」与「科技园」的首要区别是「城」。确切来讲，「科学城」，是一个具有「城」的形态的「科学技术园区」。
城即城市，关键特征在于人与功能的多样化及交叉作用所形成的聚集形态。对于科学城来说，需要做好「城」，才有可能吸引并留住足够多的科学技术创意阶层*。
* 美第奇效应：指以不同学科的交叉和不同领域的交流作为基础的面向未知的创新，以实现思想更加充分和广泛的融合，从而形成多学科、跨领域的交叉思维。
「科学城」与「科技园」的另一个区别，在于「科学」。这个「科学」，并不单是字面意义上偏理论的Sience，而应泛指理论与技术全面交融下所实现的融合科学*，进而能够突破一个又一个的重大科学课题。
* 融合科学：通过整合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技能和工具，形成一个全面、综合的问题解决框架，并形成一个涉及官、产、学、研、用等多方权益主体共同参与的网络，以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创新和产品。
可见，交融创新的「科学」，再加上吸引人的「城」，对于科学城的成功是必要条件。
从全球经验来看，科学城的规划建设从1950年代开始，于西方起步，1970—90年代达到发展的高峰期。
虽然我国的科学城建设起步很晚，但我们有幸见证这波中国科学城建设大潮，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广泛吸取全球同类「先驱」们的经验与教训。
日本筑波科学城作为亚洲、乃至全球科学城建设的典范，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建设历程，不仅兼容并蓄了世界主流理念，也探索着自身的独特发展道路，为世人留下宝贵的参考经验。
为「科学」而建的「城」
筑波之所以是世界范围内科学城的典范，主要原因在于它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为科学而新建的完整城市，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并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路径探索。
1958年，经过战后十几年高速增长的东京都市圈，为应对城市快速扩张带来的大城市病问题，制定并通过了《首都圈整备计划》（第一次）。计划在东京周边发展一系列「据点城市」，将过分拥挤的人口与功能从东京市区疏解出去，形成一个分工有序的首都圈城市群。
在当年的《首都圈整备计划》中，筑波科学城的横空出世，就像一个闪亮登场的 「明星」——不仅使命重大，而且引领世界新潮。
之所以说使命重大，是因为其设立的初衷，除了为东京疏解大量人口与交通流量之外，也是出于国家层面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
战后至整个50年代，日本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重化工业，不仅大量技术需要从欧美引进，而且引起了包括「水俣病」（1956）等在内的多地环境危机事件。
1957年，日本在《新长期经济计划》中首次提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方向，想要以强大的国家科研力量实现「技术立国」的转型。
另外，大洋彼岸因斯坦福大学而快速发展的美国硅谷，也刺激着日本的追赶欲望，希望也能打造出一个「日本的硅谷」。
因此筑波科学城从选址到推进，都是由日本中央政府直接介入推动，具体资源协调者为原国土厅，规划与开发则由原日本住宅公团（现国土交通省下辖的都市开发机构）负责执行。
筑波科学城是全球最早建设的大规模科学城之一。早在1963年，日本内阁会议就通过了筑波科学城的建设范围，而同一时间的硅谷，还是一个由几十家工厂构成的斯坦福工业园。
另一边的欧洲，剑桥大学所在的当地政府，还因对工业的抵触，在科技成果转化的路子上迟迟不肯迈出步子。
筑波科学城的初衷，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不受外界干扰的、环境优美的、科学要素聚集的、自成一体的城市形态，来承载这些科学元素，并成为纯粹的科学发展高地。这就是后来很多人口中的「科学乌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