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种理念最初的实践样本，则来自于苏联在1957年设立在西伯利亚针叶林海中的新西伯利亚科学城。
这座拥有70%森林覆盖率，并在当时汇集了国家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等20多所顶级科研机构与大学的新城，堪称战后全球科学城的鼻祖。
时至今日，新西伯利亚也是俄罗斯的科学中心、第三大城市，多次被普京称为全国的「科学首都」。
这种「被自然环绕，机构聚集」的乌托邦模式，深受田园城市理念的影响，也深刻影响了60—70年代一大批科学城的建设。
包括选址于蔚蓝海岸森林中的法国索菲亚科技城、位于平壤北部山麓的朝鲜平城科学城，以及巴西、阿尔及利亚等许多国家的科学中心，甚至2008年后才建设的法国萨克雷科技城也延续着这种模式的影响力。
在此理念影响下，同时也兼顾为东京疏解人口与城市功能的考量，日本当时需要在东京周边物色一个距离适中，但又保持一定独立性的环境良好的地点。
▼ 筑波科学城的四个选址地赤城山麓、富士山山麓、那须高原和筑波山麓，皆为与东京距离适中、背山面水、自然环境优越的待开发广阔地带
至于筑波山麓能够从一众优秀候选地中胜出的原因，既有自然条件的优势，也有现实困难的考量。
自然条件方面可谓是天生丽质，周边分布着——筑波山（日本百大名山之一）；霞浦（日本第二大湖）；广袤的原野与树林。
再加上稳定的地质（重要科研装置的安全性考虑）和适中的距离（距离东京市中心50km），既可以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也便于和东京建立快速联系。
而现实困难的考量，则成为了影响结果的胜负手。出于日本与我国国情的不同，即使是日本中央政府，也难以协调科学城建设最重要的元素——土地。
而筑波地区就具备土地的资源优势——政府控制下的部分公有土地，为新城的建设提供了基础。因此城市核心区——研究学园地区，也依照政府可控土地，以及购买下来的私有土地，构成了南北狭长的形状。
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日本所有重要的政府主导新城建设项目，就会发现它们的选址地，很多都坐落在政府公有地的基础上。
不论是科学城筑波，还是以智慧城市闻名的柏叶，亦或是通过填海造陆凭空创造出国有土地的台场等，概莫能外。
否则，光是用于买取私有土地的成本都会变成天文数字，而且更难以保证土地的完整性与连续性。
1963年筑波研究学园都市的核心区用地得以确定，被命名为「研究学园地区」，并将成为这座新城市的核心。
而到1987年，更是将周边的3町1村（现称为周边开发地区）合并，正式成立面积284k㎡的筑波市，规划人口22万（现规划人口35万），向着日本第一科学中心的地位进发。
在一片远离城市的乡间原野中，集全国之力，从零建起一个人口数十万、汇集数万顶级科技工作者的科学都市——这种大手笔的国家科学计划，在1960年代初期，是足以震撼世界的超级项目。
因此筑波科学城的建设历程，具有重要的路径探索价值，其发展过程也折射出了同类城市建设的科学规律。
筑波科学城虽然要为东京的功能疏解服务，但其最终发展目标并非永远做东京的附庸，而是成长为具有独立体系、完整成熟的自立城市。
因此，这是一部从零起步，直到能够自立的城市进化史。
《筑波研究学园城市建设法》（1970）和《筑波研究学园城市建设计划大纲》（1971）对不同地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都做出了明确规定。更是对各方参与者的权利与义务、园区的税收、地产和优惠政策等做出了规定。
1964年底，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在首相办公室下设立「研究学园都市建设推进本部」（下文简称推进本部），负责筑波科学城的建设相关的各方联络、调整以及推进事宜。
推进本部的级别很高，由首都圈整备委员会委员长作为最高管理者，成员则包括各领域中央政府官员，涵盖了科技、教育、民生、环境、经济、建设、邮政等各国家主管部门。
对我国来说，虽不完全等同，但可大致类比为：由总理牵头，部级领导统管，各部委副部级、厅级干部为成员所形成的推进协调机构。
这使得推进本部成为了世界上最高配置等级的新城/园区管理机构。
并于1965年初进一步将责任细分为综合部门、用地部门、机构迁移部门及公共设施部门等四大板块，为高效、强力地推进科学城建设提供了国家权威性的背书，保证计划的稳定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