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解封之后，Obscura唐香门店还在等待最后一批耗材到位，计划6月尽快恢复营业。被问及原本的拓店计划，林以宁表示，当然还是在上海，没有哪家上海米其林会主动离开这座城市。
6月1日晚，上海街头吃夜宵的消费者。图/澎湃影像
便利店“没货可卖”
4月底，住在上海静安区的90后媒体人苏凯拉突然发现，小区附近的一家便利店终于“上线”了。重度依赖便利店的苏凯拉在经历近30天的居家封控后，仿佛又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疫情前，每次下班到家几乎都是深夜，街角亮着灯的便利店成了苏凯拉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7-Eleven的关东煮，喜士多的小食，罗森的饭团和全家的便当，顺路就能买到一餐美味和其他生活所需物品。
看到便利店“上线”，苏凯拉马上点了份台式三杯鸡便当。下单、配送、取货，这套流程以往最多只需半小时，如果下楼到店自提，只要十几分钟，而如今这份早上9点下单的午餐，直到下午6点才送到苏凯拉的家门。她不知道的是，为了尽快送出社区订单，店员吕露已经准备了一周。
复工前，吕露已经在家封控18天，无事可做，也基本没有收入。店长在4月中申请到了保供资质，但其管理的两家门店的十几名员工都各自封控在家，吕露成了唯一符合复工条件的员工。接到通知后，吕露快速收拾了一套换洗衣物和几件洗漱用品，店里有应急睡袋，物资够她一个人在店里住一两个月。当天下午办完手续，马上开车到店，拉开卷门，一排排空货架上已经落满了灰尘。
摆在吕露眼前的第一个难题是没货可卖。该便利店连锁品牌在静安区的一位经营管理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货车司机被封在家，静安区在4月上旬基本没法配货，当时复工的门店只能卖库存。这位经营管理员负责静安区1/7的门店，吕露所在便利店也在他的管辖范围。
“这种情况，开门营业，反而亏损更多。”吕露介绍，加盟便利店自负盈亏，除了常规房租、员工工资，电费是营业后最大一笔成本支出。以她所在门店为例，六七十平方米，一个月就要2万多元电费。
为减少复工门店的亏损，在店长授权后，吕露每晚开车到另一家没开的便利店搬货。一个人折腾到凌晨三四点，每天工作17个小时左右，这样维持到第五天，已经把另一家门店搬空。到4月下旬，公司配货逐渐恢复，但应防疫要求，有限的几位司机只能走固定配送路线，无法送货到每家店铺，卸货点附近三五公里的门店店员需自行取货。门店复工要严格遵循防疫要求，必须闭环管理，吕露的私家车无法帮其门店运货，很多店员只能骑着电动车一趟又一趟地往返。
自从门店开业，尽管客流量锐减，客单价却翻倍增长，单笔消费都在三五百元，但凡店里有货都能卖完，连以往滞销的话梅都是上架即空。随着疫情反复，门店不得不再次停业，一些保质期短的食品被迫报废。吕露每天不敢进货太多，日销售额自然也会受到影响。货少时，单日收入只有几千元，而货充足时，日销售几万元，能超过疫情前的日均流水。即便如此，此前停业造成的损失仍未抹平，更不用说附近其他还没开的门店。
上述经营管理员介绍，6月前，静安区约1/2门店申请到了保供。社区型便利店日销售额比较高，而一些位于商圈的办公型门店，可能由于附近居民购买力不足、物资保障不足等多种原因，日销售额还不是很理想。
“我们拿到的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便利店销售额增速仍在两位数。”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常务副秘书长王洪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但2022年第一季度，便利店主战场北上深都经历了疫情，发展速度自然会受到影响，但他相信，随着疫情平复，便利店经营会很快回归正常。
6月1日，上海，人们外出购买儿童节礼物。图/IC
上海是国内便利店起步最早、发展最快的城市。早在1993年，港资的“百式便利”就在上海出现了。1996年，第一家24小时营业的罗森落户上海，外资进驻的同时，上海本土品牌也在发力。到1997年，上海已经约有1000家便利店。现在的上海市区，随便一条马路上，可能就分布着五六家不同品牌的便利店。中国连锁经营协会（CCFA）联合毕马威发布的《2020年中国便利店发展报告》显示，上海便利店总数为6430家，平均每3769人便拥有一家便利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