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亿亩的红线守住了，但威胁子孙后代的是耕地质量
袁承程、刘黎明等还研究发现，近10年来中国市域尺度耕地数量变化，出现了以“哈尔滨-郑州-昆明”带为中心的“东-中-西”空间分异格局。该中心带内耕地净减少面积与中国耕地净减少总量基本持平，而该中心带以东地区的耕地净减少量与中心带以西地区的耕地净增加量相近。由此可见，中国东部地区一方面由于城市化和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耕地减少趋势仍难以遏制，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受土地资源禀赋所限，新增耕地数量的潜力不足；而中国广大西部地区是新增耕地的主要来源，这与近年来“北粮南运”的现象相吻合。
从中国耕地流失热点区域分析，袁承程、刘黎明等研究者发现，黄淮海平原的京津冀地区、长江中下游区的长三角区域和四川盆地的成渝城市群是耕地流失的重点区域；从新增耕地热点区域分析，长江中下游以北与黄河以南的淮海流域，以及内蒙古、新疆等地区，则是新增耕地的重点区域。
而保护耕地面临的另一方面压力，是由于当前耕地经营的细碎化、零散化，农户耕地种粮经济效益低，在西南地区及南方沿海等地出现了大量耕地利用“非粮化”“非农化”、边际化甚至弃耕化现象。
中国社科院农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三农”专家李人庆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说：“随着国家现代化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用地也在一个不断变化过程当中，用地结构越来越倾向于非农化。由于现在农业收益比较低，农民种地不挣钱，弃耕和低效使用耕地的现象出现了很多。”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团队曾就2016~2020年5年间各种农作物综合收益比较指数进行测算，他发现，假如种粮的综合收益比较指数为1，他测算的包括西红柿、黄瓜、茄子、圆白菜、菜椒、大白菜、马铃薯在内的7种蔬菜的综合收益比较指数是39.2，而苹果的综合收益指数是26.85。这种差距导致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高。
李人庆认为，面对这种用地结构变化，必须从农民的角度来考虑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问题，要保护农民的利益，比如要考虑怎么来减轻劳力，怎么增加农民收入，考虑种粮和农民收入之间是不是要挂钩，等等。
而对于耕地流向林地、园地，挤占耕地资源的现象，农业专家表示，一方面，农民从效益的角度考虑，会下意识不选择种粮，另外，耕地流向林地、园地的监管力度，远远赶不上流向建设用地，这是一个林地和园地静悄悄地“掏空”耕地的过程，应引起特别的重视。
要把耕地红线内的文章做好
“在耕地减少之外，现在我们的粮食安全、食品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大规模的耕地被过度利用，耕地的有机质、酸碱平衡被破坏，”李人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过度使用化肥和常年的土壤污染、环境污染，很多耕地已不宜耕种，这威胁到我们子孙后代对耕地的可持续利用，问题十分严重，但是，现在对它的关注度还不够。”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耕地对于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在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翁伯琦看来，虽然目前涌现了包括植物工厂、人工合成淀粉等颠覆性技术，可能会给人错觉说未来耕地的重要性在逐渐降低，但是目前看，这些技术仍是以小面积试验为主，缺乏实际应用的成效性，短期仍无法替代目前以田间农业生产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也就是说，耕地资源保护与利用是保障粮食安全的至关重要的环节。“要保障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不仅要保护耕地的数量，更要保护耕地的质量。”翁伯琦说。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各种设施建设不可避免地要占用耕地。图/视觉中国
据翁伯琦介绍，从目前来看，中国的耕地质量是可以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虽然近年来中国大豆等作物进口量较高，进口数量超过1亿吨，但口粮自给率仍保证在95％以上，“中国饭碗里仍主要装的是中国粮。”进口粮食主要是用在饲用和工业原料。此外，中国主要粮食生产目前仅实现了产量潜力的60％左右，产能仍有较大的可挖掘的潜力。因此，整体来看，中国的耕地数量能够有效满足粮食安全的需要，但是，耕地质量依然有待于提升，尤其是目前还有70％的中低产田需要有效改造。只有不断保育土壤并提升土壤肥力，才能实现藏粮于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