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的烟火气
除了极少数“社会人”，夜宵场上的食客们也都是如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有着寻常的喜怒哀乐。
小吉在小红书上分享了自己吃夜宵摊的经历。她常去的那家夜宵摊有个食客群，“一群”500人已经满了，她的邻居加了“二群”，也有200多人。
小吉观察到，此前来吃的很多都是外卖小哥、倒夜班的出租司机或者一些中年男人。她所在的一群里也有很多链家、麦田等房产公司的中介。最近，来吃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有十几岁的学生，也有人牵着狗、拎着啤酒来吃的。”
在凌晨的夜宵场上，他们享受的不仅仅是安全感，还有轻松和惬意。
“随意。”当谈及夜晚的客人与白天的有何不同时，泰哥答道。
食客们在吃宵夜时，穿得随意、点菜随意、讲话也随意。他们会有着比白天更丰富的表情。大笑或者大哭，在大排档一点都不突兀。除了这些，泰哥发现晚上的客人在这坐的时间要比吃饭的时间长，“吃饭基本上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但他们可能继续坐五六个小时，喝酒、聊天。”
“大家都知道酒喝多了不好，可还是喜欢喝。”泰哥说道。“他们可以借着喝酒，把一天的郁闷心理发泄出来，第二天又可以心情平和地去上班。”
在广州工作的夏露经常去宝业路。她觉得，吃宵夜是一件能跟朋友、同事联络感情的事。几个人喝点酒、聊聊天，白天的烦闷会被一扫而光。宝业路的宵夜氛围也很好，有一次夏露她们吃着吃着，突然停电了，半条宝业路都黑了。但店里的客人也是酒照喝，天照聊，“没有人趁乱走单。”夏露说。
除了喝酒社交，夜宵还是“打工人”一天的慰藉。
五年前在青岛上大学时，胡小蕊曾在一家广告摄影工作室兼职，拍摄任务结束时常常已到深夜。为了犒劳下属，老板总会带着同事去工作室楼下的“野馄饨”吃夜宵。
青岛的“野馄饨”，和南方繁华的夜市毫不搭边，也没有北方烧烤重镇的喧闹。这些无名小摊没有店面和招牌，甚至没有固定摊位，一辆手推车、一顶帐篷、几张折叠桌和小马扎就是全部。夜幕降临，它们就神秘地出没在城市的角落，路灯下、马路边、立交桥底、建筑工地旁，等待那些工作到深夜的打工人。
青岛“野馄饨”，现包现煮的鲜汤馄饨，搭配热辣的烤串 受访者供图
胡小蕊记得那些辛苦的拍摄日，有时收工已是凌晨一点，饥肠辘辘，脑袋空空，大家围坐在一张小桌子前，不言不语地埋头吃。在寒冷的冬夜里，一碗热乎乎的馄饨下肚，一天的疲惫就消解了大半。
在北京经营夜宵摊的王师傅告诉我们：“之前有个年轻小伙子，可能是刚参加工作，不顺利，在我这喝多了，一个劲儿地哭，说什么也听不明白，后来我收摊了把他送回去的。”王师傅说。“再之后这个小伙子也偶尔会来，看着状态好多了，再也没喝醉酒哭过。”
王师傅的小摊每晚10点左右出摊，凌晨2点收摊。天气转暖，王师傅生意不错，“一个月能净赚个万把块的。”他正筹划开店，但疫情拖累了进度，同时他又觉得放不下顾客：“哪天不出摊，一定会有人在群里问：‘老板什么时候出来啊？’。”王师傅说道。
但是，夜宵摊往往也是监管的重地。早些年，摊主推着车和城管“赛跑”的场面不时出现。现在这样的情况虽然少了，但不少摊主还是随着做着“打游击”的准备。
青岛的“野馄饨”也面临同样的命运。胡小蕊说道，工作室楼下的那家“野馄饨摊”出摊时间很随机。有时小伙伴们嘴馋得很，却只能望着空空的摊位苦等。有时天气很坏，大雾霾、甚至妖风阵阵，小摊却突然出现了。
之后，胡小蕊离开了工作室，也离开了青岛。随着青岛争创文明城市，许多“野馄饨”小摊拥有了店面，工作室楼下那家也不见踪影，胡小蕊说，“野馄饨独有的氛围也消失了。”
3
普通人的生计与梦想
监管的目的只是让夜宵市场更规范，但这个市场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是有目共睹的。或许夜宵对大多数人来说不是刚需，但它也在深夜万籁俱寂之时默默创造着价值，不仅让夜里饥寒、消沉的人有了个暂时的归处，也支撑着厨师、店员们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