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夜宵市场明显比北方更红火。阿里巴巴发布的《“夜经济”报告2019》当中，在全国夜间消费最活跃的10个城市中，南方城市占9席，北方城市仅北京上榜。
七年前，大晴为筹备烧烤店，特意考察了长株潭三座城市，发现长沙的夜宵文化尤其浓厚。在大晴的老家湘潭，12点之后街上基本见不到人，而长沙是一座“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凌晨四五点，解放路、五一广场一带还热热闹闹的。”
相比之下，北方的夜生活不像南方那么丰富。钱钱的火锅店开在青岛一座社区底商的“吃喝一条街”，11点之后基本没有顾客上门了。同街的烤串、川菜和面馆，到了这个点都门可罗雀。“也不光是疫情的原因，疫情前就这样。”
艾媒咨询发布的《2020年中国夜间经济发展监测及典型城市案例分析报告》中分析了夜间经济“南强北弱”的原因：一方面是北方冬天寒冷，夜间的线下消费等活动基本停滞；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繁荣为夜间经济提供了更多可能，因此互联网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夜间经济也有优势。
庞大的夜宵市场，也为无数普通人创造了就业的机会和致富的梦想。虽然辛苦，但这是一份能让他们看到希望的工作。
刘栋林干过建筑，开过棋牌室，开过快餐店，后来还干了几年出租车。十二年前，刘栋林决定做夜场餐饮，主攻烧烤。刘栋林的店里有20多个店员，旺季的时候一晚上流水能到10万，平常也基本能有3万-5万。
这样一家普普通通的烧烤店，在深夜万籁俱寂之时默默创造着价值，不仅让夜里饥寒的人有了个暂时的归处，也支撑着店里20多名员工的生活。
做得好的夜宵挣得多，但也很辛苦。凌晨2点，刘栋林还要去市场进货，回来卸货收拾好，也差不多到了4点要打烊的时候。为了不打扰熟睡的家人，刘栋林基本都是在店里休息，等早上家人起床了再回去。虽然同住一个屋檐下，刘栋林有时一周才能跟孩子见上一面。
由于身体已经适应了长期昼夜颠倒的生活，前段时间因疫情停业的一个月，刘栋林愣是一直保持着营业时的作息。
东北人张继新是2008年来北京闯荡的。她发现做夜宵摊不需要店租，麻辣烫的进入门槛也很低，于是就开起了“大姐麻辣烫”。后来，随着生意越来越好，张继新开始跟别人合租门店，又慢慢地自己整租单干。现在这家店就餐面积120平方米左右，还保留着夜宵摊的麻辣烫汤锅。张继新也从大小事务一手操办，变成现在的“掌柜”，店里雇了十几个员工。
晚上11点多，“大姐麻辣烫”依旧人声鼎沸，与寂静的街区形成鲜明对比。摄影：辛晓彤
麻辣烫客单价低，不喝酒的话，平均一个人20元-40元就能填饱肚子，张继新表示一个月的营业额能达到四五十万。除了周边居民，每晚都有不少人慕名驱车前往，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网红店”。
她还开放授课，一周左右包教会，9800元一人。“学成的人几乎都去做麻辣烫了，不过做得好不好还是看个人。”张继新说道，“得狠下心吃苦。”
就在《财经》记者跟张继新在店门口聊天的档口，一位女顾客搬着一箱水蜜桃经过，发现“大姐”在店里，二话不说将一个水蜜桃塞进她手里。两人推脱了好一阵，张继新才收下。“唉，都是老顾客了。”张继新说道，“平时多亏邻里照顾。”
在广州的宝业路，最初做“蒲天光”的时候，泰哥也没想过会做这么久，如今这家店已走过二十个春秋。“当初纯粹是为了生活。”泰哥说道，没成想做着做着，就成了广州宵夜的地标，也成了唯一坚守在宝业路上的广州本地人开的店。
有的客人从读书的少年走到了而立、不惑的年纪。每次看到店里来了老顾客，泰哥都难免感慨：蒲天光已经成了容纳他人情怀的地方，当年来店里吃饭的小年轻已经为人父母，他们会跟孩子讲：“以前爸爸妈妈就是在这里喝酒认识的。”
*应受访者要求，吴文勇、钱钱、小吉、王师傅、泰哥、胡小蕊、夏露、阿唐、大晴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