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基层卫生院：有人连续上25小时班，有村医一人看全村200户
很难说如今还在持续的全员核酸检测，给这个村子里唯一的村医增加了多少压力。时间走到2022年的7月，检测次数已经是快40次了——尽管村里从未出现过一例确诊病例。那种压力或许是隐形的，累进的，加上迟迟未能下发的核酸补助，三年来一点点地增加了她心里的疲惫感。
撰文丨杨宙 编辑丨金赫 出品丨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上班25小时的护士，做消杀的医生，累垮的两辆救护车
凌晨四点，天还没亮，对于连续上了20个小时班的护士钟娜，只要再撑上4个多小时，查完病房，录完手头的病历，就能结束这漫长而疲惫的夜班了。
但这一天是个周二，镇上每周做全员核酸采样的日子之一。乡镇上没有大城市里外包的第三方核酸检测实验室，于是整个镇上18个村子，4000多个居民的核酸采样任务全部落在了钟娜所在的乡镇卫生院上。对于这样一个只有20多个员工的小卫生院，原本要完成基本的医疗和公共卫生任务就已经举步维艰，再加上为了支援防疫，院里必须派出4人蹲守高速路口给货车司机采样，再支走3个人去隔离点站岗，算来算去，最后像钟娜这样还留在卫生院的医护，分到手上的采样任务已经不堪重负。
某地卫生院内的核酸检测点 ©人民视觉
农村的核酸采样比不上城市里的核酸点，没有核酸小屋子，没有遮阳棚，只是用几张桌子和板凳简单地在村委会门口支了个露天采集点，空调当然也是想都不用想的事，此前穿防护服采样的规定还没取消之前，每次下村回来钟娜觉得自己都像经历了一场熔炉体验，“脱下防护服一身水。”更别提一整夜没睡的疲惫、数百次抬起手臂的酸痛感，这样的日子每周都要经历两到三次。
钟娜说，有时候困意会让她在日常工作中生发一种恐惧感，临床工作本来就要求她高度专注与谨慎，但巨大的困意之下，她开始成天为自己是否开错药方这种事提心吊胆。
早上9点多，采集结束，原路返回，再开上半个小时的车回家睡觉。这已经是她连续工作的第25个小时。“去年我们打疫苗的时候也是加班，白天加班，晚上加班，但是觉得这个攻坚过去了，最起码有盼头。”
这是疫情核酸检测的大背景之下，基层医疗工作者的常态。我们所熟知的核酸检测的细节，常常是今年五月以来，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大城市的15分钟核酸“采样圈”，它们是一个个核酸小屋，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乡镇与农村则是聚光灯照射不到的角落。因为位置偏远且人口稀疏，少有第三方核酸检测实验室等外部力量入驻，这些地区的核酸采样及检测任务往往由基层医护工作者承担——相比大医院，他们人员编制少；比起按天结算的外聘采样员，他们自身原本还有大量的医疗与公共卫生任务。这无疑是核酸检测机制中的弱势区间。
一位基层医疗工作者往往同时承担着多重角色。北方一家乡镇卫生院的全科医生赵屿告诉我，疫情三年以来，他几乎只有一半时间用来做医疗相关的工作，其他时间，他在高速公路卡口做核酸采集（“第一年的时候很困难的，什么都没有，晚上就睡在自己车里”）；给从外地返回农村的“14+2”、“7+2”等重点人群在隔离期间做核酸采样；每隔一阵开展的居民大普查，他还要下沉到农村，或者在小区里爬上好几栋居民楼上门采集（“没有电梯的，一上楼人就很困。”）
做了20年医生的他，还要负责公共场所的“大环境消毒”。带上84消毒水，穿上防护服，一干起来“最起码三四个小时”——这对于一个在大城市的医生来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但已经做过好几轮消杀的赵屿很快就接受了这份任务，他说，毕竟每次消毒完，还会等三个小时通风，至少嗅觉上没多少刺激。
某地卫生院医务人员进行消杀工作 ©人民视觉
在东部沿海省份的一所乡镇卫生院，疫情带来的重任或将压垮院内两辆服役多年的救护车。
两辆救护车在疫情发生以前就不堪重负，作为镇上唯一的卫生院的“老员工”，麦子丰收的季节，它们忙着转运因为农忙而被拖拉机、收割机撞倒的伤者，转眼到了夏天，又是意外溺水的留守儿童。最紧急的状况，是那些因为平日里忽略了心脑血管疾病，突然在夜里发生大面积脑梗死或心肌梗死的空巢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