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基层卫生院：有人连续上25小时班，有村医一人看全村200户
这样的老人不在少数。事实上作为医疗体系中最底层的村医，很多时候万芸能做的事情很少，她说只不过自己长年住在村里，到谁家都方便。这些年来，她的手机号码几乎相当于村里的“120”。春天和夏天是来电最频繁的季节，几乎每天都有电话求助。
某地工作人员上门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做核酸检测 ©人民视觉
很难说如今还在持续的全员核酸检测，给这个村子里唯一的村医增加了多少压力。万芸记得，2020年全村做的核酸检测不过几回，2021年是9次，而时间走到2022年的7月，这个数字已经是快40次了——尽管村里从未出现过一例确诊病例。那种压力或许是隐形的，累进的，加上迟迟未能下发的核酸补助，三年来一点点地增加了她心里的疲惫感。
损耗
在基层卫生院，高负荷的工作成为常态。长期待在负压实验室里做核酸检测，小周说自己偶尔会出现一种心慌的感受。她20岁出头，从大城市的三级医院考上离家更近的乡镇医院编制，她原以为工作会更加简单轻松一些。结果到了才发现，在这样一所只有几十个人的乡镇医院里，一个检验科医生要负责做所有疾病的检测，工作时她常需要同时负责血常规、肿瘤筛查等多台设备的运转。疫情之后她还要每隔几天轮班到检测实验室做核酸检测，一待就是连续七八个小时。
她形容身为临时检测员，自己工作具体的操作过程，就像在一张手巴掌大小、画有96个格子的纸上涂格子，自上到下，从左往右，她和同事一个拧盖子，一个抬着手臂对着小孔加样，“眼睛都快困得闭上了。”有一回，她戴了块电子手表进去，工作时测了下心率，130多。而科室里60多岁的主任，今年马上要退休了，本身有高血压和干燥症等基础疾病，可能因为紧张，他一进实验室就血压升高，无法长期待在里面工作。
某医院实验室内医务人员使用设备对样本进行核酸检测 ©人民视觉
高负荷的轮转让基层医护身心俱疲。除此之外，更难以面对的事实是收入的大幅降低。乡镇医生赵屿就告诉我，疫情以来，原本卫生院主要的发热病人群体都被转移到了上一级的医疗机构，医院收入降低，他的工资已经降到了原来的三分之一，工作了20年，如今他到手工资只有3000出头。
这背后是地方财政的困难，逐渐传导至基层。对于其他还没有等到政府拨款的卫生院，全员核酸的经费支出也让医院入不敷出。护士钟娜已经两个月没有收到工资了，住房公积金也已经断缴超过10个月。“所以有些两口子在医院的，基本上都得辞职走一个，不能一棵树上吊死。”钟娜说。
巨大的工作量、无从保障的收入，影响了基层医护的工作质量。对于护士钟娜来说，最直观的变化是，过去到村里给老人抽血、体检，做常规检查时，村子里一半以上的老人她都能叫出名字，熟悉每一个患有糖尿病的老人在吃什么药，还得打多少胰岛素。全员核酸检测之后，因为工作量增大，一些必要的回访，比如老人吃药注射与否，只能通过电话确认。农村常有电话卡推广，在各种优惠的游说下，老人常常更改手机号，这也给钟娜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阻碍。可公共卫生的任务又迫在眉睫，受全民核酸时间的侵占，许多原属于医疗和公卫的工作时间只能压缩到一半。为此这位基层护士也毫不避讳地说，“正常是4个月的活，让我们两个月之内干出来（的体检任务），我们能保证它的真实性吗？ ”
某地卫生院的医生为老人做检查 ©人民视觉
面对上级要求，基层医护工作者除了疲于奔命之外，也有更灵活的应对方式，一位70多岁的基层卫生中心的老院长就说自己游刃有余。他早已摸清了上头领导的规律，早已学会了在不同的指令之间“运筹帷幄”。这位老院长向我举了个例子，他说他所在的卫生院事实上人员调配没那么紧张，很多时候他要应付的只是上头规定的硬性要求。比如今年大年初一的时候，他们突然接到通知，要去给一个有高风险地区归来人员的小区采核酸，涉及一整个小区的住户，规定要配七八个医护人员。“我说不需要那么多人，大年初一晚上那么冷的天。”最后他只找来两个医护人员，加上他自己，用1个小时采完了990多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