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基层卫生院：有人连续上25小时班，有村医一人看全村200户
疫情几年来，两辆救护车的突发任务又新增了转运从外地归来的务工者，“最忙的时候从早晨到第二天凌晨，救护车就没有休息过。”一位卫生院的医生告诉我。
上海疫情期间，正好临近村里收小麦的季节，卫生院常常在凌晨一两点收到出车通知，上门给返乡者采核酸、做流调，再拉到统一的地点隔离，如此一来，原本就只有一名司机、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值守的急诊必须暂停。实在不行，只能从其他医院调车，但这家位于城市边缘的卫生院，就算从上级立马调度一辆救护车过来，也得等上一个多小时。好在小镇日常还算安宁，来急诊的大多是小病小痛，“就让他们从家里面骑电瓶车过来。”
尽管疲惫颠簸，但随同出车的年轻医生小高表示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她说从这些返乡者的行李中，很容易辨认出他们都是从上海回来的农民工。他们工期短，随着工程四处漂泊，因此到哪都是背上被子、衣服等所有家当；他们大部分都五六十岁，回村帮家里八九十岁的父母收麦子也是不得已的事。况且，小高说，他们留在上海没有工作，吃饭也是个问题，在家里面，不用支出这些费用了。
某地返乡人员在卫生院门口排队做核酸 ©人民视觉
村子里唯一一位医生的困境
与基层医疗机构庞杂而繁重的工作任务相对应的是，它所辐射的人群范围，如多位医生描述的那样，大部分是老人，还有随老人同住的留守儿童。这与城市化的人员流动相关，也是当下中国农村的主要现状。正因为如此，基层医疗机构常常被比作“中国医疗体系的神经末梢”，直抵广袤农村的脆弱群体。
医生万芸正是这个体系“神经末梢”上的一名成员。在东北这个被山林缭绕，盛产人参的小村子里，50岁出头的万芸是200多户村民唯一的一名村医。早在疫情前，当地的村医就已经被拖欠了多年工资，上过新闻报道。可以说，当地的医疗资源早已捉襟见肘。
我们通过电话联系上这位女村医时，电话那头传来的是一阵爽快利索的声音。
三年来，她一个人负责做全村村民的核酸检测工作，那是仅剩的医疗精力被不断被消耗的过程。就今年已经做过的将近40次的全民核酸检测来说，每次为了赶在村民们干农活之前做完采样，万芸必须凌晨三四点出门。按上头规定，做核酸必须得在前后通风的屋子里进行，可整个村子也没有这样一处符合规定的地点（村民房子都没有后门），只有一间没租出去的空房可以使用，后来这一间简陋的房子也租出去了。
某地工作人员提醒村民做核酸检测 ©人民视觉
万芸只好在乌漆抹黑之中，组织村民们露天核酸。参加露天核酸的多是老年人，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做核酸的大多都是老人。露天中，老人们已经度过了一个测核酸的冬天，这可是在东北。好在整个村子不大，从东边走到西边，不过五百米的距离，万芸说，也没多少老人抱怨过，毕竟平时下地干活，他们也得起早贪黑地赶时间。倒是有好几个瘫痪在床，没法出门的老人，为了完成任务量，万芸也必须挨个上门，“不做就给我们赋黄码，去银行等地方办事都挺不方便。”
在她身上，核酸采样任务疲惫而繁重，但那也只是工作中极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时间，她要处理日常的生老病死。和核酸采样一样，耳闻目睹的一切，都增添了这份工作的重量。面对疾病，她觉得自己能做的非常有限，这让她的生活充满了无力感。她在电话那头讲起了前不久一位过世的老邻居的故事。
她几乎是一点一点看着这个老邻居死去的。这个邻居快七十岁了，就住在万芸家的后院。前几年头一回向万芸求助时，这个老人不过是偶尔在上旱厕的时候休克，倒在地上，这在村里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当中并不是少见的事。但悲剧的必然性在于，因为老人家里穷，舍不得吃药看病，除了偶尔让万芸帮忙注射一些暂时降低颅内压的药物之外，主动求医的自救寥寥无几。后来这样的休克重复了一年又一年，前阵子，老头栽在家门口的桥边就再也没起来过了。
万芸又历数了这位老邻居另一个必然的悲剧链条。因为穷，他快七十岁了还得下地干活，接着再背着几十斤重的篮子在山里采蕨和蘑菇，等附近工地有活了又去帮忙搭大棚。越是穷，越是劳累，越是容易犯病，越是穷。到去世之前，他已经瘫在床上快半年了，由家里仅剩的老伴照顾着。万芸对他最后的印象是，因为老头常年卧床，身上长了褥疮，“屋里头都是苍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