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图上看，发源于东北长白山的女真族、满族，和发源于大兴安岭的鲜卑族在地域上更靠近北京。东北的少数民族通常通过北京进入中原地区，而北京则是和东北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交融最北面的平原城市。元朝和清朝定都在北京与其自身民族属性和发源所在地密切相关。发源于内蒙古的匈奴、契丹、蒙古族在地域上更靠近山西和陕西的北面，坐落于山西北部的雁门关是游牧民族进入汉族地域最近的狭隘通道，北宋抗击辽国的很多军事战役发生在雁门关。山西最北部的中心城市大同曾经担任过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北魏的首都，辽和金的陪都。发源于西部和西北部的羌族和氐族则通常通过甘肃的狭长走廊进入关中平原，南北朝时期，关中长期处于前秦（氐族）、北魏（鲜卑）等少数民族的控制之下，前秦政权更是选择定都在西安。
从春秋开始，统治者就希望通过水陆交通把“中华大平原”的重要城市连接起来，以满足军事运输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贸易活动。到了隋朝，隋文帝下令开凿了广通渠，连接了长安和黄河中游，沟通了洛阳和西安的水陆交通。紧接着，隋炀帝又下令开凿了永济渠，向北连通了洛阳到北京的水陆交通；开凿了通济渠，连接了从洛阳黄河到淮河的水陆；开凿了山阳渎，连接了淮河到杭州的水陆交通，交汇到了长江的水陆。至此，“中华大平原”最西面的政治中心西安、核心区域的洛阳、最北面的北京、东南面的杭州，全部通过水陆交通得以贯通连接。
从元朝到清朝，华北塞外的蒙古族和东北少数民族在统一了北方的少数民族后，进入了“中华大平原”。中国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和经济中心开始明显分离。由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在性格和体格上的更好战，蒙古族和满族本身由于生活习惯、传统和军事需要，把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放在了“中华大平原”最北面的北京。而江南地区的扬州、南京、苏州、杭州等地，由于气候更适宜、四季分明，物产更丰富、水陆交通更方便、更适合经济活动，因此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由于中国的版图在清朝空前扩大，新疆、西藏、青海等地进一步融入了中华大民族文化圈，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逐渐由汉文化的西陲变成了大中华地理位置的中央，政治、军事、经济地位逐步下降。但从地貌和民族文化交融的角度看，西安依然处于汉文化和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汇点。诸多的唐代陵墓、唐三彩、唐代壁画中的人物长相充斥着胡人的相貌特征。至今，西安市中心浓郁的回族文化和数量不少的清真寺也证明了这一点。
京杭大运河全长约1800公里，通过与天然的黄河、淮河、长江等河道的沟通，从西面的长安直线向东到达中原的洛阳、向东北到达北京、向东南到达杭州，连接形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铁三角”。
中华民族始称“华夏民族”，“华夏”有大和广博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