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从顺治十三年（1656 年）以后，至死前遗诏，至少已做三次公开自责。一次是在顺治十三年三月，他谕礼部:“朕自亲政以来，夙夜冰兢，不敢怠忽，务求克当天心，光昭祖德。”但近来“冬雷春雪，陨石雨土，所在见告”等等,“皆朕不德所致”。他承认“今水旱连年，民生困苦，是朕有负于上天作君之心，一过也”；其次,“今疆圉未靖，征调频兴，是朕有负于祖宗付托之心，一过也”；第三，“朕有负于百姓望治之心，一过也”。有此“三过”，使他“恐惧靡宁，抚躬身责”，其目的是“实图自改”。
顺治十七年（1660年）正月初，顺治帝又一次自责。他指示礼部：“朕荷天眷佑，缵承祖宗鸿绪，统御天下，夙夜乾惕，图所以乂安海内，永底升平，十有七年于兹。乃生民尚未尽遂，贪吏尚未尽改，积习相仍，未臻丕变。且滇黔虽人版图，而伏莽未靖”，诸如此类问题，在在皆有，使四海万民感到失望，这并非他自己“未尝励精图治”，追查原因，“实由（个人）凉德所致”。
因此，他“反复循省，罔敢即安。兹欲引咎自责”。此事关系重大，为表达他的诚意，他要“自责”，需祭告天地、太庙、社稷，还要“布告中外”。他要求礼部尽速作准备，选择好日期，再向他奏报。
至正月二十五日，顺治帝正式“省躬引咎”，向全国颁诏，实行大赦。诏书文字较长，不便遂一征引。他“自责”的基本内容，以及为什么要“自责”，已在给礼部的指示中说得很清楚。他首先说明，他已于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三日，已分别祭告天地、太庙、社稷,“抒忱引咎”，自今以后，元旦、冬至、生日等给他送的庆贺表章,“暂行停止”。
为弥补自己的失误，他特颁“恩诏，加惠元元（百姓)，应行事宜，开列于后。”赦免内容，主要有：对各类罪犯，除犯“十恶”不赦及贪官等不赦，其余都减等；各省拖欠钱粮，如属民欠，皆免。满洲兵丁生活困难、各地孝子、顺孙、节妇等，均给优恤；投诚降清者奖，处罚逃人降等、救济全活百名以上穷民者，皆给予优待等等。
据此可知，顺治帝临终前的遗诏，与上引两次自责，从思想到内容，完全一致，可以说，这一遗诏，应是对前两次“自责”的总结，换言之，是在前两次“自责”的基础上形成的。退一步说，不管出自什么动机，这种深刻自责，深刻反省，诚为可贵，其精神亦非一般人所能做到，一个至尊的皇帝，敢于否定自己，不言功而专言自己的过错，实属超凡脱俗。
这完全出自他个人的反省，不可能是其母责备其子而书列 13 条罪状，换言之，作为母亲不可能向自己的儿子身上泼脏水，污损其子的名声。一句话，这是顺治帝的个人行为。况且在起草遗诏时，有满汉两臣边听边记，整理成稿后，又经顺治帝亲自改过，其真实性，是无须过疑的。
诏书中最重要的决定，除了宣布玄烨即皇位，就是任命四辅臣辅政。这是对“摄政”体制的重大变革：原由本家摄政，一改为异姓的满洲大臣为辅政，也是防止个人专权的一项防范性的举措。这一决策，肯定有其母皇太后参与其事，给予支持。
顺治帝的丧礼自正月初八日正式开始。办丧礼的过程十分繁杂，繁文褥节，自不必细说。他的灵柩停放百日后，实行火化，由他的密友僧人茆溪森主持，在寿皇殿前焚烧火化。他的骨灰被装入“宝宫”，不过是一个坛子。
于次年即康熙元年五月，由辅政大臣等护送，至遵化，葬人他生前挚爱的女人董鄂氏的宝宫，两人合葬一墓，满足了顺治帝永远同她在一起的愿望。
顺治帝去世两个多月后，已到了三月，给他上尊谥曰：体天隆运英睿钦文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庙号世祖。顺治帝去世了，标志着一个短暂的时代的结束。玄烨即位，一个新的时代即康熙时代开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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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出家了，但是为期只有八天。顺治最后是病死的， 死于天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