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行事极端，属于那种“说杀你全家就不放过一个”的狠角色。也许只有他这种人才能推动“革命”性的变法活动。换成张仪，肯定不可能；换成白起，大概率也不行。
但是，狠角色商鞅有两大败笔，注定了他的悲剧结局。
一是为了变法，商鞅得罪了秦国保守派，但关键是得罪了未来的秦国。
太子嬴驷犯法，但不能治罪太子。所以，商鞅“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
公子虔和公孙贾，一个是太子傅，负责监督太子行为；一个是太子师，负责传授太子知识。在宗法旧时代，这两个人绝对是保守派的潜在杀手锏。
虽然甘龙、杜挚在朝堂唱反调，但有大老板秦孝公法力加持，商鞅一定能镇得住。所以，这两个人以及秦国朝堂都折腾不出幺蛾子。而且，朝堂之争只能算政见之争，大家尚且算是对事不对人。
但是，公子虔、公孙贾，秦孝公就真心镇不住了。不是这两个人有多重要，而是因为这两个人守着太子。太子是国之储君，未来的秦王。所以，这两个人代表了未来的秦国国家意志。只要秦孝公一命呜呼，商鞅就会面对来自整个秦国的政治清算。
这是毫无悬念的事情，除非商鞅够狠，连秦国太子一起干掉或废掉。
那商鞅为什么没有治罪太子？不是“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吗？直接废了太子多省事？
法家之法，只有工具意义。法之目的，首在强君、次在强国，然后弱臣弱民。太子是国之储君，是未来的国君。所以，工具再凶，也不能反杀主人。
商鞅变法，属于革命性的利益调整。一定会动掉或拿走一些人的奶酪。断人财路，等同杀人父母。所以，变法往往带血，不带血的，那叫改革。在当时情况下，商鞅要实现成功变法，就必须干掉一些人。于是，得罪人在所难免。但，得罪太子以及太子一党，就真心不算什么明智之举了。
二是为了秦国，商鞅自毁人设，诱捕了魏国主将公子卬。
秦魏河东之战，商鞅领兵进攻魏国。两军对阵，他写信给魏军主将公子卬，邀约阵前会盟。就在会盟之时，商鞅竟暗藏甲士，诱捕了公子卬。随后，秦军立即全线进攻，大败群龙无首的魏军。
兵不厌诈，这不是很正常的操作吗？
现在看来正常，当时看来却极不正常。
公子卬是蠢吗？竟被这种诡计骗了？公子卬不是蠢，而是按规矩行事。当时虽然礼崩乐坏，但大家还要讲究体面，道德水准更没有下作到会盟使诈的程度。
但是，讲规矩的公子卬遇到了不讲规矩的商鞅，这就相当于讲仁义的宋襄公碰到了不讲仁义的楚国兵将。
最后只能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高冷打不过低俗、高尚打不过卑鄙，所以公子卬打不过商鞅。
但是，商鞅的人设呢？商鞅领兵而秦军获胜，这叫各为其主，得罪魏国的是秦国和秦王。但会盟使诈，则是商鞅得罪了整个魏国。在贵族体面尚存的战国时代，此等卑劣行径，也就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诱捕公子卬等同自毁人设，一旦被秦国抛弃，商鞅一定走投无路。因为魏国和山东诸侯统统不会要他。
接下来说白起，白起应该是秦国人，在军功爵位的大背景下，打成了秦国战神。
对于这种战神级的人物，别说秦国会当祖宗供着，就算白起跑到山东六国，也会被各国疯抢。
战国四大名将，与白起同时期的老将廉颇，在赵国不得重用，随即就跑到魏国。在魏国没呆多久，又被楚国挖走。在当时，名将和名士，都是稀缺资源，各国抢着要。
但是，白起的败笔，就是太把工作当回事。或者说，他把工作当成了事业，也把自己的命运与秦国的利益捆在了一起。
练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文武艺是筹码，是要拿出去卖的。而白起却用来打仗了：我白起只打胜仗，不打败仗。
长平之战后，战神白起建议再接再厉，直接冲到邯郸、灭了赵国。但是，丞相范雎不同意、秦昭王也不同意，非要和谈，跟赵国要钱要地，这多省事儿。
所以，战神白起错过了灭国之功。
然而，盟书笔墨未干，赵国反悔了，该割给秦国的城池不割了，而且还组建了山东合纵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