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有疑，孟子曾明确提出“君道”与“臣道”【1】的命题，并对两者的内涵有所阐述，至于“师道”，似乎要另当别论。因为尽管他有一些讨论师者的文字，如“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孟子·离娄上》），如“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下》）之类，但这离“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庄子·天地》）的“道”，抑或“万物之始，是非之纪”（《韩非子·主道》）的“道”，似乎都还有比较远的距离，故而文题有拔高的嫌疑。
然而，孟子虽未明确提出“师道”的命题，但其言语及行为却时常体现出“师道”的精神，不仅是对弟子如此，对重臣也是如此，甚至对国君亦然，是故虽未言道，却处处有道。只是此观念从何而来，又有怎样的表现，现今的研究不甚了了。
一般的教育史著作或教材中，往往都辟有孟子教育思想的专章，但甚少谈孟子的教师观，抑或本着“古为今用”的思路漫谈几句，如“想教导别人，必先使自己首先明白，然后才去教别人明白”【2】就算交代了，并不知晓孟子所言的“师”并非普遍意义上的教师，自然也就不能认识到孟子师道论的内涵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难题在于，究竟该怎样来阐述呢？最古老的做法是先举《孟子》的原文，后以笺注的形式发表自己的见解，宋儒司马光就是这样做的，他阐发得较为深刻【3】。近人康有为也采用了这种方法，他阐发得要简单一些【4】，此可谓“历史的作法”。相对的是一种“逻辑的作法”，将孟子师道论分为若干个方面，如孟子论尊师、孟子论为师、孟子论求师之类。两法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
第一种立论较有根据，但在《孟子》书外以及文字之外的部分就难以阐述；第二种虽有问题意识，但难以看出时间性的要素，是以成熟期或晚年孟子为分析对象，忘却了孟子这些观念的形成本身也是成长的结果。因此之故，本文拟结合两法的长处，按照孟子的生命进程，以其与道的关系之转变为分期标准，分为学道时期、通道时期、卫道时期和传道时期，来考察孟子对师道的体认与建构。
孟子是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城市）人，名轲，字子舆，被统治者尊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圣人孔丘。两个人的家乡相距不远，所以孟轲自称“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孟子·尽心下》）。孔子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他曾言：“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遗憾的是，孟子出生的时候，孔子已经死了近一百年，其嫡传弟子也都已魂归道山。汉儒曾言孔子的孙子子思是孟子的老师，但是从时间上推断，两人没有什么交集，所以还是司马迁的判断“受业子思之门人”【5】更可靠一些。
尽管无法得到孔子的亲炙，但孟子还是愿以孔子为老师，《孟子》书中提到孔子者81次，另外还有6次提到孔子的字，即仲尼是也，而尧只有58次；他对孔子的评价也很高，说什么“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故而孔子的言语及行为都成为他学习的对象，孔子的部分言论也成为他的证据，如论及“君道”时，直引孔子“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之言，后述“不仁”之后果，“暴其民甚，则身弒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孟子·离娄上》）。他对于孔子的“极端”行为，尤其是世俗所不可认可者，也特别能够理解。如孔子在鲁国做司寇，得不到国君的信任，不被重用，不甚得志。
当年度大戏祭祀大典开始时，孔子还是跟在国君后面出席了，毕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嘛。然而令孔子感到诧异的是，“燔肉不至”，这未免太过失礼，于是匆忙退出了。不懂得实情的人，还以为孔子是为了一块祭肉而赌气，事实上是因为国君不重视礼，孔子才中途离开的。所以说是“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孟子·告子下》）
另外，孔子弟子，即“仲尼之徒”亦是他取法的对象，书中曾子出现了22次、子贡出现了7次、子路有6次、子夏3次、宰我3次、有若3次、子张2次、子游2次，更晚一辈的子思则出现过17次。由此可见，曾子及子思是孟子心目中的主要取法对象【6】。从他向弟子们解释曾子与子思都遇见了寇，而应对不同、却又是殊途同归一事中亦可窥见：
康有为认为此章意在阐明：“师道之尊在教诲，而不在守御；臣道在守御，各有责任。”【7】概括得比较到位，只是说法较为凝练，今人不易明白，故而不得不予以赘述。据章中的意思，曾子是“师”，地位与“父兄”等同，越人来攻，若留在城内，武城大夫自然要重点照顾，既要分心，又要分兵，万一城破，出现差池，那罪名可就大了，所以曾子远避，不与其共赴难；子思就不同了，他是卫国之臣，国有难时，他必须共赴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