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以文王和夏桀之事，一正例、一反例来告诫君王之乐应该建立在百姓之乐的基础之上，不能反其道而行之。齐宣王也在名为“雪宫”的别墅里接见过孟子，宣王也带着几许得意问道：“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答道：“有。”但孟子的认识与宣王不同，乃是“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孟子·梁惠王下》）。
他与齐宣王在讨论音乐与治国时，对此有详细的阐述，宣王承认自己爱好音乐，但只好“世俗之乐”，不好“先王之乐”，孟子说：不妨碍，您爱好音乐，齐国还是有富强希望的。这样的回答，倒引起了齐王探究的动机。随后话锋一转，孟子问道：“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宣王答：“不若与人。”孟子追问：“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王再答：“不若与众。”
接着孟子阐发了一通“与民同乐”的高论（《孟子·梁惠王下》）。他与齐宣王的另一次对话，弄得宣王无法应答，留下了“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的成语。还有一次对话，讨论“贵戚之卿”与“异姓之卿”的异同，弄得宣王勃然变色，几乎无法谈下去（《孟子·万章下》）。今日再看这些谈话，几乎都是在教导宣王如何正确为君。
孟子为何把关注点放在国君身上呢，主要是因为其相信“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这是当时的政治制度所决定的。孟子将自己定位为宾师，他以师的身份来教导君主，难免有时令人不快，书中就有“王变乎色”（《孟子·梁惠王下》）“王勃然变乎色”（《孟子·万章下》）的记录。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孟子·离娄上》）一句为孟子亲言，理学家多视为警醒之语，王夫之则认为此乃是阅世之评。然此言未尝不是孟子晚年之自嘲【19】，他与国君如此相处，“迂远而阔于事情”【20】的评价自然也就难以摆脱了。颇为可惜，这些诸侯似乎不懂得“得师者王”（《尚书·仲虺之诰》《荀子·尧问》）的历史经验，也不明白“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荀子·儒效》）的道理，孟子付出的一番热忱也就难免付之流水了。
孟子在大国宣传他的思想，除了获取国君的信任之外，朝中重臣，甚至佞臣的支持也很重要。然夫子非俗人，更不会为了行道而自降身段，仍保持着宾师的作风，所以有时难免会遭遇阻碍。他的弟子乐正子在鲁国做事，极力向鲁平公推荐孟子。平公心动了，准备依礼来拜访孟子，结果被佞臣臧仓以“孟子之后丧踰前丧”为由加以阻碍，孟子也很无奈，只好说：“吾之不遇鲁侯，天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似乎不善于处理这种关系。
孟子对待季任和储子的态度不同，也可为一例。当时孟子还居住在邹国，任国的季任送来礼物和孟子交友，孟子接受了，但没有回报。后来孟子迁到平陆居住，齐国的卿相储子送来礼物，想和孟子交友，孟子也接受了，同样没有回报。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孟子从邹国来到任国，回拜了季任，从平陆到临淄时，却一直没有回拜储子。
孟子的区别对待，弄得弟子们莫名其妙，故而有所质疑：是不是季任为任国的国君，而储子只是齐国的卿相？孟子答道：“不是的。《尚书》里说：‘享献之礼可贵的是仪节，仪节不够，礼物再多也没有意义，因为进献的人并没有把心思放在上面。’我不回拜储子，是因为他没有遵照享献的规矩。”
听到这番引经据典的解释，屋庐子非常开心，可还有弟子不太明白，于是屋庐子解释道：“季任虽代行国政，但毕竟是一国之君，要镇守一方，有保民守土之责，不能擅离职守，因此派人来送礼是可以的；而储子是臣子，可以因国事去到其他国家，但他也派人送礼，而不亲自过来，足见其缺乏求教的诚意，他既然诚意不足，也就没有必要回访了。”（《孟子·告子下》）
孟子此举后被宋儒陆九渊引为奥援，拒绝婺源郭氏邀其坐馆的动议：“某家居，乃欲坐致于千里之外，古之尊师重道者，其礼际似不如此。储子得之平陆，而孟子不见。某虽不肖，而彼之所以相求者以古之学，如遂独行千里而赴其招，则亦非彼之所求者矣。”【21】为师者，在来学与往教之间的取舍，有时能够反映其自尊的程度。
齐国大夫公行子遭遇丧子之痛，大臣们都去吊唁，孟子也去了。时任六卿之长、齐王身边炙手可热的权臣、右师王驩也来了，当他刚进门，就有人走上前与之打招呼，待其坐定之后，又有人走到他身旁与之说话，只有孟子没有任何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