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高高在上的王驩大人居然对这点非常在意，更是当场表达出了不满：“诸君子皆与驩言，孟子独不与驩言，是简也。”认为孟子是故意简慢他。孟子听到了之后，表示自己的做法完全依据的是朝廷之礼，“不历位而相与言，不逾阶而相揖也”，右师却以为“我简慢了他，不是很奇怪吗？”（《孟子·离娄下》）
其实二人始终不大合拍，王驩没有高升、还是盖邑大夫时，曾与孟子一道出使滕国，二人朝暮相见，往返于齐滕两国之间，却没有一起谈论过公事。公孙丑不解，于是向老师求教，孟子也借机稍微发了点牢骚：王大夫喜欢一个人独断独行，“予何言哉？”（《孟子·公孙丑下》）
齐国蚳蛙去职的风波中，也可见到孟子所持之师道。蚳蛙是齐威王的至亲心腹，在西北边邑、军事要塞灵丘担任邑宰。蚳蛙对孟子的思想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在灵丘加以试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灵丘毕竟是边陲，蚳蛙想要获得更大的成绩，于是“辞灵丘而请士师”，到都城去做典狱官了。这个职务跟齐王接触较多，能够有机会向威王进谏。
孟子与他做了个约定，可是几个月过去了，蚳蛙还是没有进谏，所约之事自然毫无进展。孟子行道心切，批评了蚳蛙。蚳蛙深感惭愧，不愿辜负孟子之托，于是向齐王提出谏言，但齐王并没有接受。加上蚳蛙进谏时比较直接，惹恼了齐王，只好辞官归家。
齐国人知道了这件事情后，有所议论。有人讥讽道：“孟子为蚳蛙想得颇为周到，但是他怎样替自己考虑呢？我们就不知道了。孟子为推行仁政之道，害得蚳蛙进谏不成，辞官而去，而孟子屡屡进谏，威王始终不肯采纳，可是他为何还赖在临淄，而不速速离去呢？”公都子听了之后，十分气愤，便将这些议论加以转告。
孟子说：“我并不是厚颜无耻，死皮赖脸，我的做法都是有凭有据的呀。我曾经听说过：处在官位上的人，如果无法尽他应该履行的职责就应该辞官不干；既然作为一个有进言责任的人，如果他的进言不能够被国君采纳，他的计谋也得不到国君的重视，就应该辞职不干。至于我，既无官位，又无进言的责任，那我的进退去留，岂不是非常宽松而有自由的回旋余地吗？”（《孟子·公孙丑下》）这是孟子对“师—君”与“臣—君”的关系不同所作的解答，不意千余年后，宋代学者为此事起了争执，甚至打起了笔墨官司【22】。
记录显示，孟子在齐国并不是一直都是“无官守，无言责”，他也出任过卿，正如公孙丑之言“齐卿之位，不为小矣”（《孟子·公孙丑下》），但这并非孟子之本意，他是为了行道方才出仕。对于这一职务，他自己定位：“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也就是绝不恋栈。
后来齐宣王不听孟子之劝，军事上遭遇重大失利，宣王表示“吾甚惭于孟子”（《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只好辞职，宣王不舍，但孟子之意甚坚。宣王想另寻他途，继续留孟子在齐国，请人传话“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孟子·公孙丑下》），孟子也拒绝了。
当是时也，“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23】，然而孟子却一再宣扬三代之德，又自居宾师之位，自然难以被当世所用。于是乎，他与孔子一样，回到家乡一心教学和著述。
孟子对于教职也抱有一些特别的认识。当其盛年带着弟子周游列国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这些人的吃饭问题基本上都由对方负责。时间久了，名为彭更的弟子不太好意思了，孟子表示“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
彭更表示自己只是对“士无事而食”感到羞愧，孟子指出社会是有分工及交换的，我们的工作是“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孟子·滕文公下》），自然应该有属于份内的报酬。公孙丑也问过相似的问题，与彭更不同的是，公孙丑搬出来经典，《诗》中有“不素餐兮”的说法，而他们却是“不耕而食，何也？”孟子告诉他：“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弟忠信。”（《孟子·尽心上》）也就是说，这个职业作用很大，正当性很高，各位不用怀疑。
晚年对此认识似乎更进一步，他说人生有三大可喜之事情，一是“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也就说子欲养、亲尚在，且兄弟手足都全，可以充分享受天伦之乐；二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三是“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这三大可喜，即便是“王天下不与存焉”（《孟子·尽心上》），也就是说人生的最大乐趣了。前两个作为普通人亦能获得，但第三可喜一定是教师才能享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