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百年新学的激荡，“卫道”及“卫道者”已成贬义词。然在古人观念里，卫护儒家道统乃是正义之举，其人亦是有功之人，实为一褒义词，如宋人刘爚就认为朱熹“卫道之功莫大焉”【17】。众所周知，道统的论证是由韩愈完成的【18】，但实滥觞于孟子，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孟子·公孙丑下》）“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下》）隐然以继承者自任。在与诸侯的交往中，更是渗透着这一理念。
孟子处在纷乱的岁月里，欲以大道来挽救天下，但自己只是一介书生，身边也只有一些慕名而来求学问道的青年学生，若想实现心中的理想，必然要借助于各国的诸侯。然他对诸侯的态度颇暧昧——欲迎还拒。所拒者，有二：
一是不主动兜售于诸侯。万章曾拿民间盛传的百里奚自鬻于秦国牧人，后被秦穆公以五张黑公羊皮换回一事向孟子求教。孟子说，这是好事之徒捏造的，在晋人兜出借道伐虢的计划后，百里奚已经察觉到了其中的阴谋，但他没有像宫之奇那样去劝阻虞公不要接受，并不是他不愿尽臣子的本分，而是虞公眼界太低，嗜财如命，肯定会全盘接受晋国的主张，虞国注定是要亡了的，于是早早地抽身离去；在秦国得到重用时，也已经是一把年纪了，但他知道秦穆公是能够有一番作为的，于是不顾年老体衰而前来相助，建立了功勋；他的所行所为，无不渗透着智慧，可以说是一位贤人。
“自鬻以成其君，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孟子·万章上》）孟子亦不愿“自鬻”，但是对于国君赠送的给养，他是接受的，因为这是应该的。至于赠送金钱，孟子则是看情况而定，如齐王送了一百上等金，孟子拒绝了，因为没有任何的道理；宋王送了七十金，孟子接受了，因为宋王是以盘缠为名，孟子正准备远行；薛君送了五十金，孟子也接受了，因为路上不太平，孟子准备买些兵器，薛君也是以此为由来赠送的（《孟子·公孙丑下》）。
二是不接受诸侯之征召。他与诸侯相处，如果对方待之以礼，他亦回之以礼；如果对方有所轻视，他亦有所抗拒。其书中载，齐王派人来传话，“我本应该来看您，但是感冒了，不能吹风。如果您肯来朝，我也将临朝办公，不晓得您是否愿意让我看到您呢？”孟子对来使宣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第二天，孟子准备去东郭大夫家里吊唁，公孙丑提醒道：“先生昨日托辞有病，谢绝王的召见，今天又出去参加，恐怕不妥吧？”孟子答道：“昨天病了，今天好了，为什么不能公开活动呢？”
从中似乎又见到了百余年前孔子是如何来应付阳货的——“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论语·阳货》）与孔子被阳货截在路上一样，孟子亦被堵在归家的路上，不过不是国君所派，而是孟仲子，他带话给孟子，无论如何，一定要赶紧上朝去。孟子无奈，只好躲到了景丑的家中。景丑也来劝解孟子，并且搬出了《礼》中“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的说辞。
孟子解释道，行为之所以如此“孟浪”，乃是因为“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有什么要事需商量，应该走到臣子那里去。如商汤之于伊尹，再如桓公之于管仲，都是“学焉而后臣之”，自然是“不敢召”（《孟子·公孙丑下》）。后来万章问他：“不见诸侯，何义也？”因是师徒之间的交流，孟子说得就比较直白了：“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孟子·万章下》）也就是孟子是以师的身份来看待自己的。
在与国君的交谈中，更是如此。首见梁惠王，王问：“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的答话并没有顺着梁惠王的逻辑走，也没有先让梁惠王暂时满意、再叙述自己的主张，而是直接反驳：“王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接着说了一通行政唯利会带来的弊端。在朝堂之上如此对答，足见孟夫子的耿直，但言之有理，故还有机会。
二次交流，梁惠王换了地方，从众臣相伴的朝堂之上移到了只有随侍在旁的花园之中。这花园有树、有水、有鸟、有兽，梁惠王还是很满意的，带有几许得意之情问道：“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答道：“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孟子·梁惠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