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以为若将曾子与子思对调一下，子思在武城遇见越兵，他也会选择远避；曾子居卫遇见齐兵，他也会选择守城。孟子还以曾子不肯侍奉有若一事来做比较，批评劝他改弦易辙的陈相。可见，他对孔门掌故的熟悉。孔子及其弟子对于“师”的看法及做法，自然也会影响到孟子。
孟子将上述这些经历总结为：“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由此，他在教育史上也创造出“私淑弟子”的美名，对后世不少学者都有影响，如明代的罗洪先，自少年时代便崇拜王守仁，思想上也有所继承，却没有机会成为入室弟子。王守仁去世以后，弟子钱德洪等为其修撰年谱，想将罗洪先列为门人，以了其心愿，不料罗却拒绝了，他更希望尊重事实，“使仆有不得及门之叹，将日俯焉跂而及之，亦足以为私淑之助”【8】。足见孟子思想之穿透力。
孟子的生卒年月不详，各代学者们各有推测，各有说法，久而未决，已成历史之悬案，如此只好采用钱穆的态度，“知人论世，贵能求其并世之事业，不务详其生卒之年寿”【9】。
孟子在邹地出生及成长，发蒙识字，出就外傅，私淑孔子及其名弟子，终于贯通儒家的精义——《孟子》一书中引《诗》有26处、论《诗》有4处、引《尚书》1处，引《礼》亦有数次，还两次提及孔子作《春秋》。因是书中未直接言《易》，故而有后儒认为“孟子不言《易》”【10】。对此明人温璜认为“当时杨、墨、庄、列之徒，已浸浸谈玄说妙”，若孟子也说《易》，是“以空灭空也”【11】。
清人李光地则认为“孟子竟是不曾见《易》，平生深于《诗》《书》《春秋》，《礼经》便不熟。”【12】但是也有人觉得“孟子真深于《易》者”，从表面上看孟子似乎不言《易》，然“孟子之言，无非《易》也”【13】。近人唐文治亦持是说：“孟子不言《易》，而七篇中多寓有《易》理。”【14】李光地虽有误会，但他也认可孟子的学问：“直溯源头，掘井见泉，横说竖说，头头是道。”【15】
当然所举这些是就孟子一生而言的，不能认为孟子在周游列国之前，学识就已经如此淹贯精微了。学者的成长，肯定是在与对手的辩论之中，在与弟子的讨论之中，逐渐成熟起来的。但无法否认孟子在开门授徒及周游列国之前，对儒家基本的学术概念已经有了比较深的了解了，司马迁说他“道既通，游事齐宣王”【16】，后人考证出他首次到齐是在齐威王当政之时，两说虽有几十年的误差，但可以相信的是孟子在道通之后，方才出游各国。
孟轲一生的轨迹与孔子的轨迹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开门受徒、周游列国、宣传思想、闭门著书等。不过，正如孔子所言“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孟子周游列国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而且处处受到礼遇，比孔子当年的境况要好得多。然其时也，“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16】
孟子对此非常担忧，“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
这真是一个大变革、大混乱的时代，上一次的天下大乱，即夏商鼎革之时，伊尹本“耕于有莘之野”，以尧舜之道为个人的快乐，后觉此举不妥，“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伊尹自认乃是“天民之先觉者也”，得用尧舜之道使人民也能够有所觉悟，并且这件事情他若不去做，又有谁去做呢？（《孟子·万章下》）
先贤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给了孟子以莫大的鼓舞，他自言：“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孟子·滕文公下》）他也曾自信：“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
孟子对如何为政确有不少精到的见解。如子产主持郑国时，用自己的专车帮助别人渡河。孟子认为这种小恩小惠偶尔行之还行，若一直依靠的话，显然没有掌握行政的精髓，因为能帮的人终归有限，最好的办法是修桥，百姓就不会再为渡河而发愁了。
行政者只要能真正解决民众生活上的难题，出行之时哪怕鸣锣开道，大家也不会有意见（《孟子·离娄下》）。孟子言土地、人民、政事才是宝贝，如只认珍珠美玉为宝，那么灾祸一定会到来（《孟子·尽心下》）。从这几个例中可见孟子对于为政的理解，非泛泛而谈，而是能够抓住背后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