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门下的弟子也有很多，其中著名的有万章、公孙丑、乐正克、屋庐子等，是当时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堪称传道者也。这是他愿学孔子的又一大表现。
孔门之教一直被视为“有教无类”，连带着孟子之教亦被认为是去者不追、来者不拒。此说书中确实载有明文，即“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孟子·尽心下》）但问题在于这话是孟子自言还是滕国馆役所言，是赞扬还是批评，存有争议。
双方争议的焦点在究竟是“夫子之设科也”，还是“夫予之设科也”，“子”与“予”字形太接近了，而表达的含义完全不同，在没有更早的出土材料面世前，似乎很难下一定论。但从《孟子》书中的其他事例中倒也可以获得一些相关信息，孟子似乎并不是“来者不拒”，而是“来者有拒”。如他曾当面拒绝过曹交的拜师之请。
关于孟子为何拒绝曹交，经学家也有过分析，说法各异【24】，也难以查证。其实这并不特别重要，关键的是在这里似乎又见到了孔子行事的作风：即使孔子真持“有教无类”的主张，但他拒绝过孺悲，且比孟子做得还要过分，他先推脱有病，后“取瑟而歌，使之闻之”（《论语·阳货》）。孟子至少还劝曹交“归而求之，有余师”。夫子之门并不是那么容易进的，更不可能是想进就能进的。
孟子即便是对已经入门的弟子，有时也拒绝回答及指导。如公都子就说：“滕更之在门也，若在所礼。而不答，何也？”孟子答道：“挟贵而问，挟贤而问，挟长而问，挟有勋劳而问，挟故而问，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孟子·尽心上》）也就是说，孟子对于弟子是否讲求师道也是在意的，滕更虽然是滕国国君的弟弟，但他不能虚心求教，所问有挟，故而孟子不答。
孟子的一生，从政方面并不成功，但在教育实践方面却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他在长期的私学教育中，积累了深厚的教育与教学经验，所以他在为师之道上是有相当的发言权的。
孟子还继承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思想，注重根据不同学生的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他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孟子·尽心上》）针对修养好、悟性高、才能优的学生，应及时点化，用春雨润物般潜移默化的方式来进行教育。针对品德好的学生，应注重道德修养教育，使之成为德行完美的君子。针对有才能的学生，应注意其才能的特别培养。对于善于思考的学生，采用问答模式，释疑解难。对于不能及门受业的学生，应注重身教。
对于如何引导弟子，他也是富有经验的。一方面是树立规矩，规本是制圆的工具，矩则是成方的工具，能干的工匠教人学艺，一定要用规矩，学者也必须用一定的规矩，否则，方圆也就没有了标准，孟子觉得教人也必须有规矩。公孙丑曾抱怨：“先生的道很高、很好，但像登天一般，不可企及，为什么不把要求降低一点，使人觉得有盼头，因而每天努力去争取呢？”
孟子答道：“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孟子·尽心上》）。工匠师傅不能因为徒工笨，而改变或废弃用来划直线的绳墨，因为如果弃其绳墨，舍其规矩，不坚持标准，一定是教不好的。另一方面，孟子又觉得“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孟子·尽心下》）如何才能够变得巧呢？
关键还在于学习者的努力，而教导者要做的是“引而不发，跃如也”（《孟子·尽心上》），即张满弓，做出跃跃欲试的样子，却并不把箭射出去，让弟子自己去主动。孟子还提出“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下》）这一观点充满了辩证的色彩，当然，若对方不能领会到背后的良苦用心，只怕会加剧“师徒相与异心也”（《吕氏春秋·诬徒》）。
孟子在周游列国时，与陈相有过一场辩论。在这场辩论中，即可以见其与农家观点之不同，也能窥见其师道的另一重要主张，即不应倍师。
陈相与他弟弟陈辛都是陈良的弟子，陈良是楚国人，却羡慕周公、孔子之道，不远千里来到北方求学受教，当时北方学者求学更方便些，行动上却没有陈良迅速，所以他是一位“豪杰之士”。二陈跟着陈良学习十年，收获应当不小。
可是老师死后，二陈听说滕文公能行圣人之政，于是自楚至滕。当时农家后学许行也慕名而来，带着他的几十个徒弟“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二陈一见，颇为倾心，思想上也起了大变化，于是“尽弃其学而学焉”，到了后来更是成为其学说的鼓吹手，陈相还跑来劝孟子改弦易辙，受到了孟子的强烈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