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对话著名学者项飙：我们普通人要有自己的大后方，就是吃喝拉撒睡
项飙：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稳定的现象，它也印证了我对于及时行乐这个说法的一点保留，我觉得那可能是个情绪，但是这个“宇宙尽头是编制”说明了一种更加长期的心态。
这个心态我很难给出一个年份，但是我觉得是，至少是在2010年已经非常明显了。这个我在浙江调查过。因为我们在浙江村，当然我很欣赏、赞扬这些吃苦耐劳的、非常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你知道这些企业家后来很多人赚了钱，是中国快递业发展的很重要的资金来源，很大量的浙江村的资本后来是转向了快递。我觉得这些人是很创新的企业家，但是绝大部分的老板都是希望孩子进国企，进机关。但那个倒不是说他处于一种不稳定，但是他更多的是处于一种对权力的依赖或者崇拜，这个他也是生活经验告诉他的。
但是到现在这个情况有点变化，说去考公务员，就是要一个稳定，一个生计，是一个生活上的考虑。这个情况当然跟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像我们那时候，大学毕业考公务员觉得是一个很平庸的选择，反正如果是有考的话，肯定是少数。
当然这个现象它也没有什么内在的不合理，这是对现在大的环境的一个反应嘛。现在的问题是说，在这个环境下怎么样能够变得让人抒发自己的创造性，有更多的自由。去考编制本身，应该说无所谓，但是问题是为什么考编制到了这个程度。一方面当然是这个竞争、整个生活方式的单一化，对个人来说，稳定压倒一切。那怎么样把那个新的空间打开，让人敢去做各种奇怪的事情，敢去创新，这个在今天太重要了。
我前面讲到的这个撕裂跟这个是有一点关系的。按道理讲有一点奇怪，如果都去搞编制什么的，大家都很保守，应该都是非常温吞的，没有什么强烈观点的。但事实是这种情况下，大家的想法其实很容易变得比较僵化，他就会有一个唯一正确观，现在我们撕裂的原因不是说因为观点太多元，而是相反，大家唯一正确的观念太强，所以这个跟整个的生活目标的单一化都是有关系的。
谷雨：你提到这个生活目标的单一化，我有一点感受，就是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很多人在大一的时候就得确定下来自己将要干什么，我是考研，还是考公，确定下来之后就要从大一开始为这个事情做努力，之后的四年可能都是为了这个唯一的目标来做准备。感觉跟我们那个时候比起来，他们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的那个时间被提前了，要为目标早早的做准备，不敢行差踏错半步。我记得你之前有个讲座，提到人看待自己有一个很功能性的视角，自己其实是个工具，就是为了实现那个目标，好像大家没有别的视角了。
视觉中国
项飙：对，这个就是好像听起来是非常合理的规划，按照计划去做，但这个事实上社会成本是极高的。再一个就是对个体的这个健康的影响是很大的，这里我提一个中国特色的东西，就是对年龄的敏感。
昨天我跟一个朋友谈项目，他就跟我解释，为什么他最近那么忙，因为他要在大学做博士后的话有个很死的规定，必须要在一定年龄之前拿到博士学位，才能够做博士后，如果超出那年的生日的话，就不可以去做博士后，这个是很难让人理解的。博士后又不是飞行员什么的。
现在能想到的一个解释，就是所有东西都环环相扣，因为你到了下一阶段也是以年龄为限制。这个年龄主义跟你刚才讲到的，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规划当然也有关系，一切都是规划。现代的规划和计划很重要的一个维度就是这个时间维度。大家说的这个钟表时间，跟你对自然环境的感知，对自己生理的感知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它是一个非常数据化的时间。
现在规划变得越来越长期，不仅是说以天、以周来计算，而整个就是以自己的生命的这个年龄来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这个意味着什么？我没有生活过那种状况，但是可以想象那种压力，很多是来自于对自己年龄的恐惧。如果一个人不断地在恐惧自己的年龄，这是一种什么生活？
你对自己年龄的恐惧，意味着你每天都生活在紧绷的状态当中，你的生命过程不是一个自然流淌的过程，而是成为一个完全是被制约的、放在一个瓶子里的那个滴漏一样的过程，而不是像溪水、溪流自然流淌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