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古塔旧貌
在三百多年前的清代流人们眼里的宁古塔却是另外一种面貌，他们在其著述中对宁古塔有一些描述：“城方二里”，由于是“垒石成垣”，因此也称“石城”。当时城内居民寥寥数家，总管公署均在其中，耕农之地在城外十里，离城稍远之处，却是耕者绝少。弥望无庐舍，长行数日，不见一人。
被流放的江南才子吴兆骞在书信中说：“宁古寒苦天下所无，自春初到四月中旬，大风如雷鸣电激，咫尺皆迷。五月至七月阴雨接连，八月中旬即下大雪，九月初河水尽冻，雪才到地即成坚冰，一望千里皆茫茫白雪。”他还在后来写成的《宁古塔志》中记述了当年宁古塔地区的风土民俗，记述宁古塔旧城的方位：该城“枕河而居”。这里的河，即牡丹江，“牡丹者，一日往还也。”
在遗址石碑前
他还记述宁古塔一带建筑特点：“列木为墙，墐以土、覆以茅草、室必三炕。”记述农作物和土特产：“川有鱼，不网而刀”。记述婚丧礼仪：“男子率数妇，多则以十计，此一夫多妻制。”“贱红而贵白”，当地土族以红色为丧葬颜色。“以敝为椁，三日而火，”此火葬也。“男子死必有一妾殉”，殉葬制度。“满人见士大夫出，起必下，行必让道”“见老人，拜而伏，过始起”“道不拾遗，物失，拾之置于公，俟失者往认焉。”“外出不携口粮，旅人，随所投，主人，随所供。”还有关于“跳神”及“主神竿”的记载。记载饮食：“凡器皆木为之”“盐则取给予高丽”。
面对苍茫的白山黑水，这些出生于江南青山秀水的流人们，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他们将如何度过这段艰难的岁月。
冬日的宁古塔地区
四 苦 难
清初，入关后的清兵以罕见的屠城方式征服中原，发生了“扬州十日”、“嘉定三日”、广州“庚寅之劫” 等令人发指的杀戮，民族矛盾因此更加激化。建立政权后，清廷对明朝残余势力、江南汉族地主及有反清复明思想的知识分子又不断进行残酷的打击，哭庙案、科场案、通海诸案、文字狱，无不由此而发。其中，因起义失败的组织者被清廷以“谋反罪”列为“十恶”之首，流放到宁古塔的就有九起，流放人数达二百多人，仅“浙东通海案”就有祁班孙、杨越、李兼汝等一百余人被长流宁古塔。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以“招降其子未成罪”被流放宁古塔，郑芝龙的弟弟郑芝豹及郑芝豹之子均受牵连。
而科场案也是极具政治色彩的，实质上是清廷对有反清复明思想的江南知识分子的打击，典型的案例是顺治十四年（1657年）发生在顺天、江南以舞弊事件为由的北闱与南闱科场案，八名举人及其家属们被流放宁古塔，吴兆骞、方拱乾就是此案中遭受无辜的流放者。清初著名思想家吕留良，其著述中的反清思想，在他死后40余年案发，清廷不但将他戮尸示众，他的儿子吕毅中被斩，孙辈数十人被流放宁古塔。因“哭庙案”被处死的金圣叹，他的妻子和儿子受牵也流放宁古塔。还有因清廷统治阶层内部斗争失利而被流放的，如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子许尔安，内务大臣费杨古，他们均被流放宁古塔。当然，除了上述原因，也确有一定数量的真正犯罪者被遣戍此地的，被称为宁古塔第一个流人的陈嘉猷，则是因为营私舞弊未遂而遭流放。
流放途中的犯人
清代实行“一人犯法，祸灭九族”的连坐法，一个人犯了法，往往株连亲属宗族，因此遣戍不只是一个人，而是十几个，甚至上百人，这就造成了大批流人源源不断走向宁古塔。顺治十六年（1659年）流放到宁古塔的钱威说：“塞外流人，不啻数千”。方拱乾则写道：“华人则十三省，无省无人”。
到流放地后，流人们必须服一定的劳役。根据所犯罪行的不同劳役大致分成两种：为奴和当差。
